标题——大学时代，重庆大学
1939年我一个人背着一个小包袱去沙坪坝中央大学（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分配在一间空教室里，地上铺着稻草，就在这里打地铺睡下。那时抗战开始，中央大学迁来重庆沙坪坝不久，设备非常简陋，没人来照应考生，一切都是自备，但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艰苦，怕什么，我即将进入高等学府了。
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央大学经济系，第二志愿是重庆大学工商管理系。当时我们家里没有人来指导我考大学，更不知道报考什么系，只是凭自己的理想报名。报考经济系是因为，我看到当时国家的形势需要大量的经济人才，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大舅是个资本家，他办了一些经济事业，我将来可以为他经营这些事业，就这样我报考了经济管理专业。
重庆大学原为四川省立大学，后改为国立重庆大学。抗战开始，重大成为设备完整的较有名气的大学之一，马寅初教授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这就为重大增添了知名度，我也为此报考了重庆大学。
考试放榜了，我虽然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却考上了第二志愿重庆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这一届报考大学的人很多，而录取名额不多，我就读的蜀华中学，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有两个班共110多人，考上名牌大学的却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大概因为我原来的中文基础比较扎实，同时我又喜欢英文，数学成绩也不差，总成绩比较高吧。因为当时很多学生的国文成绩很好，却害怕英文，以至于平均成绩就差了。
重庆大学在抗战陪都，得天时地利之便，各路精英人物荟萃，所以能够请来各科的名家，都是知名人士。政府大员他们也乐于来重大讲课，学生70%是战区来的，因此学生中也是人才济济。
学校生活非常活跃，各系有系学生会，全校有校学生会，话剧社、京剧社等。有的同学参加了跳舞、交谊舞、游泳等这些活动，为落后闭塞的四川带来了活力和生机。我们这些四川娃娃也打开了眼界，开始认识外面的新世界，重庆就在嘉陵江岸上游，那时我也跟着一大批广东同学一块儿去嘉陵江学游泳，这在闭塞的四川是少见的。我经常同外省同学一块儿玩儿，就会学会了讲国语，现在叫普通话。
工商管理系人数不多，很多人都报考了银行保险系和会计统计系，因为这两个系将来在社会上出路宽，容易找到工作，而工商管理系的人数少，几个年级只有两名女生，我就成了工管系比较活跃的女生了。因此，三年级时我就被选为工商管理系的学生会主席。工管系在三个系当中，也是最活跃的一个系，现在就叫“公关”吧。我们学生要组织一个“友联剧社”，没有经费，于是校学生会主席赵友农和我同班的周亚君等人，就租来了电影片“凯瑟琳女皇”。这次演出由我负责卖戏票，在全校取得了轰动效应。我们的友联剧社成了进步同学的一个据点，周亚军和赵友农等创办了“工商管理月刊”。
标题——马寅初事件的点滴回忆
当抗日战争进入中期，国民政府迁入四川，重庆成了陪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重庆大学也有两派在暗中活动。
马寅初是有名的经济学家，美国留学博士，抗战时期我就读时是重庆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商学院分会计统计、银行保险、工商管理三个系，马先生为我们讲授货币学。其实他能讲很多课程，有些课没人讲，他就去代讲。
抗战中期，由于蒋介石军队连年后退，国土沦丧，群情激奋，特别对于蒋、宋、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将大笔财产存入外国银行，而十分痛恨。马先生掌握了这些内幕，他性格耿直，于是编写一本小册子“资本税”，这本书是翻译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提出有钱人应当多交税，四大家族应当多拿出钱来支持抗战。
马寅初在课堂上宣讲了他的主张：抗战时期，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四大家族有钱就应当拿出钱来。
马寅初的大声疾呼，使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无不热血沸腾。这样宣讲了几次后，学生们沸腾起来，议论纷纷，教师中及社会上也都愤激起来。因为全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势岌岌可危，谁能不激动呢！于是社会上掀起了“四大家族拿出钱来支持抗战”的呼声，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采取镇压手段，他以请马寅初外出考察为名，实际上是拘捕马寅初。
一天，重庆大学的大礼堂挤满了学生，窗台上也站上人。马先生身着黑马褂从容的走上讲台，前导是校长，另外跟着一位国民党的宪兵团长。这是一次马先生向全校同学的告别会。
有这么一位监视的团长在身边，马先生没有发表过激的演说，但表情十分严肃，只告诉同学们，他应政府之命“将外出考察去了”。只这简短几句话，同学们已经身心领神会。
大会很快就结束了，由那位团长陪着，实际上是监督，到马先生家里去取行李，一大群同学也尾随着去马家门前。一会儿，马先生夫人和女儿等都出来送行，同学们谁也不敢哭出声，等马先生上了汽车，车开动时，很多女同学也有男同学都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那位团长恐怕在心里也不会无动于衷吧，这是政治斗争，他也只好奉命行事吧。
马先生被关进贵州息烽的集中营，那是在一处大山之间人迹稀少之地。息烽站成了有名的集中营，是去昆明的必经之处，解放以后修通了铁路，我们后来经过时，会自然想起马先生被禁闭在这里。
后来因社会舆论压力太大，国民党才不得不释放了马寅初。马先生被释放后回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家中，虽然自由了，但向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不许他教书，不许他演讲，暗中还会受到监视。外界人士也很少跟他接近，只有纯洁而有正义感的同学才经常去拜望他。马先生只有在家闭门读书，不久他就迁到离重大不远的歌乐山，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一事声震中外，也使马寅初成了著名爱国学者，自然也成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解放前夕，中共就设法掩护他，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马寅初被请去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成为新中国的无党派爱国人士，并且被任命为新中国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马先生在新中国又获得了新生，得到了殊荣。
马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对国家对民族的满腔热情，使他不能停笔，鉴于世界上有的国家由于人口太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他撰写了“新人口论”文章，主张要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古老的中国能成为一个与世界先进国家媲美的世界强国。
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是根据世界著名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人口增长是按几何数增长（2、4、8、16、32、64―――），而食品、农产品增长是按照算术级1、2、3、4、5、6、7增长，根据这个理论，他提出要限制生育、优生优育。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爱国热忱是多么伟大！可是我们党的个别人却没有接受马寅初提出的方案，甚至于组织一批御用文人专门为政府领导人捧场，写文章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毛泽东主席却自以为是提出了反对的理论，毛主席说，人有一张口还有一双手。于是有些专门会拍马屁的御用文人为了个人的升迁，为了讨好上级，就大力歪曲原意，更不论品德，而写了成百上千篇的批判文章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那种狂风暴雨式的大批判，把马先生弄得有口无处申辩，有嘴无处说，因为这个时代只有一言堂，只能一个人说了算。在这种形势下，马先生只有无声的听人批判了。
不久，北京大学也无声无息的取消了马寅初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这所以民主享誉中外的大学对马寅初也无能为力了，因为民主对于古老的中国太遥远了。
历史总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有识之士敢于站出来说话了，这时人口已经膨胀到10亿，1995年达12亿，造成了人口的巨大压力。更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人口失控，增长过快，人口基数过大而很难控制，巨大的人口至今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作为一介草民，但愿这样重大的政策失误不要重演了，为子孙后代留点生存的空间吧。
1987年是马寅初百岁寿诞。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也从噩梦中清醒过来，这时马先生已是百岁高龄的人瑞了。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同时为他举行了祝寿庆典，周亚君作为一名学生荣幸参加了重庆大学举行的大典，并在大会上讲了话，因为时隔几十年，知道这些往事并参与这些事件的学生已经不多了。
这次会后又重修了“寅初亭”，这是马寅初在重大被捕后，商学院一批学生募款修建的一座草亭，坐落在重庆大学大操场的旁边，几十年无人修葺也快倒塌了，这次庆寿大典后，才由校方重建成砖木结构的永久性建筑，也成了重庆大学的一大景观，存留至今。当年赵友农同学功不可没，周亚君也积极参与建亭，所以周亚君当了特邀代表。周亚君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长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介绍马先生的铮铮铁骨，简要叙述了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时期的活动及受蒋介石迫害的经过，因为史实真实而受到好评，后来被收入“马寅初传”。
马先生逝世后，我们还收到了马先生的讣告并赠送一本马寅初传和一张马老的珍贵照片，这也是我和周亚君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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