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记述的是两个美人的故事，蔡文娜和周锦芳。
蔡文娜惨死军阀魔掌
我在民生女子职业学校读高小时，我的好友蔡文娜上初中二年级，我比她小三岁，我跟着她，除了上课外形影不离，成了她的“小朋友”。因为她品貌出众，会弹风琴会演戏，有文学修养，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因而她总是被人注视着，就需要一个小朋友随时来帮助她护卫她。我就是那个小孩，年纪幼小却机灵活泼开朗，于是我们两人就成了知心的朋友。比如她想买东西吃零食，她不敢随便跑出校门儿，于是就派我去为她办事。
就这样，她和我总是形影不离，当时流行黎明辉的歌曲“毛毛雨”、“桃花江是美人窝”等等，都是学生最喜爱的歌曲（解放后有人批判说是黄色歌曲），但是在当时新歌极少的时代，还是十分流行的。蔡文娜以她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学会了弹风琴唱新歌跳舞，招来了一大帮人，我们又唱又跳玩得很开心。
有一次学校演出大型歌舞剧“七姊妹游花园”，蔡文娜扮演主角儿百花仙子，我扮演了配角七妹妹。我校的演出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说蔡文娜美吧，相貌也是一般，但她的风度举止却令人一见难忘，她身材颀长，体态适中，文雅而不外露。她并非名门闺秀，而是一个贫家女子，出生在四川泸州，父亲去世后，母亲抚养她也很艰难，有一个姐姐蔡文琪也出嫁了。
泸州多出美女，于是就有一批皮条客在泸州物色美女，加上包装，然后寻找买主。蔡文娜就被一个名叫苏五的皮条客物色上，蔡文娜叫她五姨妈，这个五姨妈供蔡文娜上中学读书。蔡上初中三年级时不满十六岁，就长得亭亭玉立品貌超群了，这时苏妈为她找到了买主——四川大军阀杨森。
我不知道他们暗中做生意成交时花了多少钱，只看见蔡文娜近来沉默寡言，也不爱唱歌跳舞了，没等到寒假，她就和我不辞而别失踪了。春节后不久，蔡文娜就跟随杨森来重庆，住在杨森驻重庆的办事处。杨森当时是20军的军长，他派一名侍卫来找我去。
我走进了蔡文娜的卧室间，她已穿上一身深灰色的薄呢西服套装，打扮的珠光宝气，烫了西洋女人的短发式。我才明白，蔡文娜已成了杨森的第七位姨太太。
杨森是四川有名的色狼，他不娶闲花野草，却要纳一些有些文化的良家女子。据说杨森娶了十几个太太，有二三十个儿女。解放时，他给每个儿女一根金条，携带了几个带太太去台湾，91岁死于台湾。
蔡文娜对我叙说了她的近况：她住在杨森驻防的老家广安县的一座“涵虚山庄”，现有五六个太太住在一块儿，家里有总管家，每个太太有四间住房。家里生活都是集体化，星期天他们乘汽车去别墅玩，过着西方式的生活，但平时却又在一块儿吃饭，吃饭前孩子们都要唱类似感恩歌之类，大意是爸爸妈妈给我们饭吃，然后父母和孩子们在一起用餐。家里有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国文、钢琴等，又像是一个学校。听起来既有中国传统教师教育，又有西方的文化，又中又西，总之是个杂七八糟的家庭。
蔡文娜在县中读初中，回家还有教师教她学英文、弹钢琴。我们聊了很多，我初步了解了她的现况。此次见面后，她就回广安去了，以后她随着杨森各处去，我也没有再见到她。
过了四五年，我们都已长大成人了，蔡文娜又随杨森到了重庆，住在杨森的一座公馆“渝舍”里。蔡文娜将我和另一位好朋友周锦芳接去她家，我们重逢真是高兴，并在她家的小花园里照相留念。因为当时没有自备相机，要请照相馆来人照像。
这次见面后又中断了音讯，直到1942年我在华西协和医大（华西医学院的前身）上学，我们又在华西坝的校园内重逢了。我上经济系，她读社会系，而且还同年级。文娜住在华西坝后坝的杨氏别墅里，那是杨森专门为子女们上学住的。
那时的华西坝有华西协和大学及协和中学、华英女中、华美女中等，都是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抗战时期全国有名的大学也纷纷迁往成都重庆，当时就有金陵大学（男生）和金陵女大（女生）、燕京大学、齐鲁医学院等5所高校集中在华西坝。在抗战艰苦物资贫乏的年代，华西坝上的大中学生还是过着比较优越的现代生活的，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我和蔡文娜又聚在一块儿玩了。课余我也信步去她的别墅和杨森家的儿女们一块儿玩。杨家二小姐杨玉芝能弹一手好钢琴，三小姐杨玉文会交际善言谈，大小姐杨克露系抱养的非亲生，自然就显得生疏，沉默少言。我和她们都玩得很好。
有一天已经黄昏，蔡文娜一个人跑来叫我，说是去看电影。我们学校在成都新南门外，电影院却在城里，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只有黄包车，而且车费很贵，平时晚上是不进城的。文娜来约我，我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
当我们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一个男青年站在大校门外的暗处，面孔看不清楚。蔡文娜为我介绍说他是xxx，至今我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我跟着他们坐黄包车进城。在电影院，我们坐在楼上的包厢里，我专心看电影，他们却在低头私语，我当然不便去偷听他们的谈话，但我心里明白了，蔡文娜有了男朋友。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她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她叫我陪他们一块儿看电影，也不过是为了避嫌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幽会”吧。
1943年夏，华西协和大学举行应届毕业典礼，协和大学以医学院为骨干，医科是七年制，尤以牙科最有名，至今牙科医生仍以华西为荣，同时还有理学院，有生物医药学系，另有文学院，有经济系，社会学乡村教育系等，所以每届毕业生人数。很多女生都着白色旗袍，男生穿黑色的西服。我们排队走上主席台，领到大学学士文凭，另外领一张美国xx大学的英文文凭，这是因为华西是美国xx大学的分校。我和文娜都在毕业生行列中，彼此相视而笑，表达了我们内心的喜悦，因为在那个时代，女人能够读到大学毕业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从此我们二人各走自己的路，没有再次见面了。
1947年，我在重庆办了“妇女与家庭”月刊，首期上刊登了杨森杀害蔡文娜的故事文章。据我了解，蔡文娜被害的经过有两种说法，都是口头传闻，不知哪一种是真的，但蔡文娜被军阀杀害却是千真万确的。
一种说法是，杨森当时任贵州省主席，蔡文娜在去贵阳的途中，被杨森手下的人杀害，他们将蔡文娜从汽车中拉出来枪毙后，将尸体扔下了万丈深渊之中，谁也找不到她的尸体了。
我对此不太相信，于是写下了另一种说法。
蔡文娜另有情人的消息，不久被色魔杨森知道了，他怎能容许这种再次事情发生呢，因为这种事儿在他家里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他的另一个姨太太叫杨家桂，原是他家买来的的丫鬟，因为美貌而被纳为妾。杨家桂去上海途中与一个男青年相识，不久就坠入情网，而且经常往来。杨森知道此事后，很快就命人将杨家桂杀害，这件事在四川广为流传。
蔡文娜的男友xxx是华西大学药学系的学生，他们互相爱慕已久，但无法如愿。蔡文娜在华西大学毕业后，就设法去成都附近的某县中学任校长，她将男友调到中学当了一名校医，这明明是有意安排一个闲差事，便于朝夕见面吧。可惜好景不长，杨森对蔡文娜下了毒手。
在“渝舍”的一天深夜，蔡文娜在房中熟睡，突然房门被闯开，文娜惊醒翻身坐起，看见杨森的亲信夏师长站在她的床前，手持短枪，只说了一声“蔡太太对不起了”，就开枪将文娜击毙在床上，衣服也来不及穿上，一名鲜花就被恶魔揉碎了。文娜还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叫杨汉卿，一个叫杨汉什么，她死后尸体被掩埋在渝舍的花园中，玉碎香销，无人过问此事。蔡文娜遇害后，那位男友害怕，很快就逃亡去了美国。
我闻知这件事已经是过了很久之后，满腔的气愤，但也无力为她申雪，所以才在我主办的“妇女家庭”月刊上写了一篇报道，将此事公诸社会，当时杨森已从贵阳调任重庆市任市长，掌握生杀大权，见报后我的好友们都为我捏了把汗。
万幸，我还没有遭到迫害，但这件事儿总留在脑际，心想，有空时将它写成小说，这个真实的故事，比起那些虚构荒诞的小报不是更值得一读啊！现在记述下来，一则抒发我心中的积怨，二则也让后人知道，女子不要爱虚荣，不要为金钱享受而毁了自己的一生。当然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看清军阀专制恶魔的丑恶面貌。
又一个红颜薄命 ——周家礼的可悲下场
在民生女子职业学校我有个同班好友周锦芳，后来改名周家礼，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尤物，长得特别美的一个女子。她比我大五岁，当时妇女刚被解放出家门，有志的女子都走向社会，因此上学的年龄都比较大。
周家礼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因父亲庸碌无能而家道衰败，她只好随母亲回到外婆家。外婆出身于重庆米花街的一户富商，也是破落户了。周家礼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所以养成生活讲究但又无力维持，却又要处处表现高贵。她每天上学从她家米花街走到药王庙街上学有很长的一段路，她怕路上被男人纠缠跟踪，只好每天雇轿子上学。在上课时有一位教图画课的男老师叫屈梅痴，上课时总是故意的找周家礼说闲话，弄得她很恼火，于是她就找到了我们三个小同学黄渝昌、潘贤义，跟着她来保驾。我们经常跟在她身边护卫着她，我就成了她的小朋友。周家礼天生的体型匀称，皮肤光洁，举止文雅，步履轻盈，典型的古典美人，虽然家道衰落，穿着打扮却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于是向她求爱求婚的人特别的多。她却有自己的打算。
民生女职校是军阀蓝文彬出钱办的，蓝文彬的一个姨太太叫欧阳致钦，在民生校念商科，周家礼在这里结识了欧阳志钦，成为了好朋友。当时兰文彬被上司刘湘软禁在军部，欧阳致钦很孤单，周家礼就成了欧阳致钦的座上客，左右手。
欧阳致钦念的商科，学会了经营和管理，掌管了蓝文彬的全部家产，她当了兰文彬在重庆夏溪口的煤矿——宝源煤矿公司总经理。那时女人当一个大煤矿的总经理，真是前无古人。起初周家礼因为欧阳是兰文彬的小姨太太而不大愿意跟她玩，欧阳钦就找我这个小朋友去找她拽她。我也就跟着在欧阳家里玩儿，假期则长期住在欧阳家。
蓝公馆在重庆下半城领事巷，虽然道路不平却是高档住宅区，都是领事、大官或者大资本家的住宅。兰文彬家有网球场很舒适，我和周家礼成了她家的常客。（以后周家礼成了欧阳的秘书助手，这个是后来的事。）
周家礼是待价而沽的一块美玉，有不少阔人资本家来求亲，最后被重庆的一个大资本家唐棣之敲定，身价是三十万银元，先给十万元。唐的大老婆很厉害，为阻止这门亲事就放出谣言，要对周家礼“花盘子”，就是要毁容。周家礼听到这个谣言害怕了，就躲在欧阳钦的家中，会比较保险，我也经常在她家玩。周家礼这时很有钱，她经常带着一帮女朋友包括我在内，到重庆有名的大餐馆大吃大喝。后来她在重庆呆不住了，就跑到上海去躲避，在上海周家礼没有上正规的学校，她结识一个姓刘的同乡青年学生，他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也是重庆一个大地主的儿子。这个刘先生就为周家礼补习英文算数，准备上学。以后他们就相爱同居。
本来青年男女相爱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偏偏又遇波折，那位刘少爷的父母早已为他完婚，尚无子女。当知道刘少爷在上海和一个周小姐同居的消息后，立即把他催回家。这时周家礼已经怀孕，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儿。为使孩子取得在刘家的合法身份，家礼就找到了刘家要打官司。刘少爷回到重庆家中被家人控制，与他的妻子也发生口角，他心中郁闷气愤而病倒。又见不到周家礼心中更是郁闷，不久便一命呜呼。
这不是又一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吗？不同的是家礼并没有与刘少爷同归于尽。
刘家没有了儿子，有一大笔遗产没有人继承，于是经人调解，刘家承认了周家礼是刘家的媳妇，生下男孩继承了刘家的一份遗产，这事就此了结。
周家礼的美好姻缘破灭了，她回到重庆，在北碚租了房子将母亲接来同住，于是她有老有小，一家人倒也清闲。她在北碚的一所私立的大学――相辉学院当一名大学生，其实也是花钱不读书的挂名大学生。她的任务还是陪伴欧阳致钦，宝源矿煤矿的主要矿区澄江镇就在北碚区内。
家礼已经不是那么鲜艳的名花了，但仍不断有人来求婚，她都一一拒绝了，主要原因是欧阳致钦与她已经不能分开了。欧阳为她租赁了一所小院，安顿了老人和小孩儿，在宝源公司为她安排了总经理秘书职位，还为她投入了干股，也就是不出钱，只拿股息红利的干股东，这就使家礼无后顾之忧，而全心全意的追随自己。在欧阳的身边，本来家礼可以平安地生活下去，但不幸的事又向她袭来。
1948年欧阳致钦当上了重庆市的市参议员，那时正是平津战役激烈交战的时期。在一次参议员开会时，会场正在热烈讨论，忽然有人进来报告“国民党军队打败了”。这本来是件大好的事情，蒋介石马上就要垮台了，但对欧阳致钦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预示她这个大资本家的一切都完了。这突然的变故使她血压急剧上升，来不及说一句话，就从座位上滑下来，满脸发紫，人事不知，当时全场大乱，欧阳致钦立即被送进附近市立医院抢救，但送到医院就停止了呼吸。
周家礼得知这个噩耗当即赶来，欧阳致钦的尸体已送到家中。我也赶去他家，只见欧阳的尸体放在堂前，满脸肿大呈紫红色，当年逞强好胜、巧于心计的女强人，如今已是一缕青烟，悄然消失了。
周家礼当即想到了欧阳的遗物，她打开欧阳的保险柜一看，里面的金条和重要的字据全都不见了，原来被欧阳致钦的妹妹欧阳致筠拿走了，她也是蓝文彬的姨太太。周家礼全心全意为欧阳致钦操持，到头来没有得到一句遗言，更没有得到一丝遗产，这也是周家礼的命吧。
1951年周家礼从重庆来到北京，在北京中国工业合作总社学习，中国工合组织是在延安市创办的，家礼不久就参加了工合总社工作，她已洗去铅华脂粉穿上了列宁装，那是当时女干部流行的服饰，有了新的姿态。
我这时已是市妇联的宣传科长，一名正牌儿的革命干部，她来北京市妇联找我，当然是希望我能成为她政治上的证明人，从此我们又有了往来。
家礼虽已经步入中年，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经人介绍与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常任侠结婚了，任教授是位研究印度美术史的专家，很欣赏家礼的美貌，请美院的一位画家来家中为家礼画了幅半身像，挂在她的卧室。起初几年倒也和顺，家礼的母亲也来京，儿子进了北京著名的艺文中学，家礼又一次得到了幸福
但是家礼的命运总是那么坎坷，新的政治运动又向她袭来。肃反运动开始了，每个干部都要被审查政治历史。家礼的历史就有些复杂了，她是大资本家军阀姨太太的秘书，在宝源矿国民党党部担任过党部委员兼秘书，其实这一大堆头衔都是欧阳致钦为她弄的，也是替欧阳致钦挂而已，解放后可就成了大罪名。
家礼被工合总社除名，随之而来家庭也出现裂痕，常任侠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他不能再同一个有反革命历史的妻子生活下去了。我为这事还去她家做了一番说服工作。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任教授，我以家礼老朋友的身份劝说任教授，不必非要离婚。但任教授仍然坚持要离婚，家礼只有和他离了，这次她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家礼要养活老母，同时还要供养儿子上学，也不知道她怎么艰苦的为人家做短工挺过来了。她的儿子学习勤奋，艺文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家礼又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我们作为老朋友也认为她今后的日子有望了，可是命运又一次跟她作对。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某机关工作，家礼本来应该跟儿子过上幸福的日子，可儿子结婚后，媳妇知道婆母有反革命历史问题，于是对她非常反感，唆使丈夫同母亲反目。在那个时代，谁都怕政治问题将会影响青年人的前途，儿子媳妇终于和她分开了，这是表明划清界限。
这时家礼已经五十岁，她失掉了一切，命运又要折磨她，生活将如何安排呢？有一天，家礼又来找我，说她已经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要活下去，她表示愿意给高干家庭当保姆。
听到这句话我心疼了，这样一个锦衣玉食的美人儿，如今却落得孤身一人，衣食无着而不得不曲身去伺候人，这却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对她的要求不得不考虑，对她的处境也十分同情，甚至怜悯。我应当帮助她，为她找一个当保姆的工作，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儿，可是找起来却又为难了。家礼非常聪明也很能干，对于家务真是十分精通，她会布置房子，会装饰打扮，会做几样高档菜，更何况她懂会计，会交际应酬，要当一名高级干部家的管家和保姆的确是绰绰有余。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那就是政治历史问题，共产党是最讲出身成分的，一个高干家庭又怎么会使用一个反革命份子当管家或保姆呢，这不是给自己背黑锅吗？为此我对她也是爱莫能助了。
不久，1966年2月我们全家也被谪戍到边远的新疆去了，临行的前两天家礼来我家送别，那时我46岁，她已经52岁了，她还是那么坚强，经受住了十几年的磨难，还能顽强的活下去。她没有怨言，直嘱咐我注意身体，以后再回北京来。
去新疆我也是满肚子怨气，但我也表现得很平静，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临近黄昏之人，去新疆有八千里路途，何日再见，谁也料不到呦！临别时我将一对绿色塑料果盘送给她做个纪念吧。
从此一别，我们再没有通信，也不知道她现在如何生活。今年（1996年）她该满81岁了，遥祝她平安。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