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妇女与家庭杂志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道世事维艰，只知道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勇往直前。因为当时没有妇女的报纸，我和周亚君都想办一张针对妇女的报或杂志，我相信这是社会需要的，所以在结婚后不久就计划筹办了。
在办杂志之前我也找了一个工作，有人介绍我到国民政府设计局工作，当干事。设计局是国民政府一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我所在的办公室是研究经济政策，为政府提供有关经济政策的咨询。
办公室有十几位专家教授，负责人是政府的一员大官刘功云。可是他们很少来上班，经常来的几位教授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上班时来点个“卯”即表示来过了。有时某教授从书本报纸上找了一篇文章，就交给我为他抄写工整，这就是我的工作，其余时间就是叫我看报上有关经济类消息文章，然后做一些摘抄剪报。办公室只有我这一名干事是干业务的，另外一名男公务员是随着某大员来重庆的，他的工作就更简单了，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只能当助理干事，就是为办公室里的专家教授人员等领工资、领文件办一切杂事，其余时间就是清扫办公室看报抽烟。
有一次专家教授们开会讨论物价问题，因为当时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政府要拿出政策来平抑物价控制通货膨胀，我们这个办公室要针对这个问题拿出办法来，于是大家郑重其事的开会研究。那天到的人员最多，大约有十一二位，这是我三个月来见到人最多的时候。主席刘功云提出了主题，于是大家纷纷发表高见，有的还拿出了自己的论文，讨论什么“物价领导粮价，还是粮价领导物价”。讨论结果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是社会上仍然是物价飞涨，一日千里，无法抑制，官僚们纸上谈兵于事无补。
那时社会上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已成废纸，一大卷钞票只能买一颗大白菜而已，最后发展到发行银元卷、金元卷，我们拿工资吃饭的人领到几十万纸币，必须立刻跑上街去换银元的黑市，换成银元硬币保持币值。往往是一天里几次上涨，真是民不聊生啊。
这样的公务员生活的确是令人气恼，但在当时能够当上一个公务员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与此同时，我还兼任了家庭教师，就是给我的上司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教数学课。他家就住在设计局不远，我每天下班去她家时，那位太太很文雅而有礼貌的接我去小客厅，寒暄几句，就叫孩子来上课，她还叫女佣给我送上茶水和一小碟点心，我自然也很认真的教孩子。
大女儿的出生
设计局位于重庆观音岩下，每天上下班都要走一百多级的台阶，因为我已怀身孕，每天上下班还要爬坡下坎感到很吃力，后来我就请假在家休息了。因为上班时是走上坡路，有时就要花钱雇滑竿（轿子），而每月工资只有三斗米加上一些钞票，那时钞票已经不值多少钱了，这样计算一下，上班就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就请假不上班了。
1945年第一个孩子周平出生于重庆南岸南温泉仰光大旅社，长得红润而胖胖的，十分可爱，像个红苹果，因此取名周平，时间是六月，农历5月15日的黄昏。
一天，我听到外面人声喧哗，当时还在抗战期间，我下意识的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吓得心惊肉跳，立即将刚满一个月的孩子抱起来就往外奔。走上街一看，满街的人群鸣放鞭炮，有的还举着火把在大街上游行，热闹极了，原来是宣布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人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了。
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兴奋抗战胜利了，人民可以过太平的日子了，我的孩子也取名叫周平，以纪念她生在和平的年代。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随即从重庆迁走，还都南京，我们仍在重庆，亚君在新民报任晚报采访部主任，我已脱离了国民政府设计局的工作。满以为抗战胜利了，人民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于是我和亚君筹办〔妇女家庭〕杂志，目标是将杂志办好就可以扩大为“妇女报”。
首先要筹一笔资金作为开办费。我先找老同学欧阳志钦，她是蓝文彬的姨太太，是我在民生女职校的同学，很有才干。当时兰文斌被上司刘湘软禁在军部，刘湘是21军的军长，兰文斌将全部家产交欧阳志钦掌管，最大的财产是“宝源煤矿公司”，欧阳志钦任总经理。我带着我的计划书去找她，她看了我的计划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小江（我的小名），办杂志可不容易呀。”言下之意是说办杂志困难很多，你能行吗？说明她认为我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没有什么经验，你能办的成吗？也就是说她不信任我，也不想支持我。
我想人家说的也有道理，我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能办好一个杂志吗？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周亚君早已办过“工商管理月刊”，对办杂志已经很内行，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自己办起来了。
我大舅父在南温泉建了一排房子，他给了我一套一楼一底的住房，作为我的嫁妆。我将房子卖掉作为启动资金，主要是买纸张。我的好朋友冉正芳是立信会计专科毕业，一时还未找到工作，我就请她做我的助手，负责全部内务，包括校对往来、文书发行，甚至我家的内务，照顾我的小孩儿等等，她一个人全包下来了。我任主编，编辑和采访工作通通我一个人包了，亚君则负责对外打交道，主要是拉广告也拉稿件，因为光靠发行收入是有限的。但他是兼职，他利用记者工作之便向银行拉广告，这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另外还雇了一名女工做家务，一名男工则送信送书、收发行费等。这两名工人都是农民，工作非常负责，经济上更是清白，至今我还记住他们的忠诚可信。后来有一位战区来的女学生刘庚玉小姐，自愿来我社担任记者，也是非常认真而不索取什么的。
我们的〔妇女家庭〕杂志很快就开张了，我还清楚的记得，我们这套班子几乎全部是义务工作，他们每个人领的工资太微薄了，但没有一个人说过待遇，都是想怎么把杂志办好，令人感激。我们共事期间以诚相待，工作上都争着干，有时通宵干，比如书刊印好了要赶着送去邮局，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和我们全家的工友等一起上马，打包裹付邮局，那种工作热情令人难忘。
刊物内容比较丰富，有时事评论如“评中美商约”，反对蒋介石的媚外条约；杨森杀害蔡文娜的故事，就发表在妇女家庭的第一期上；还有儿童教育、妇婴卫生、美容美发如妇女的发型介绍，以及生活小常识等。
一本24开本的小小刊物诞生了，给沉闷的重庆书店摊上增加了光彩，第一期只发行了三千册，封面是单色彩印，后来就托友人在上海代印封面，为彩色女名人的全版照片，在重庆那单调的书市上，很是引人注目。
〔妇女家庭〕的印数由第一期的3千本增加为8千本，成了重庆市场的畅销书之一。当时书刊印刷上了3千册就很不错啦，〔妇女家庭〕一炮打响，我们的稿源也扩大了，投稿人多起来，而且还有人为我们翻译了英文书刊上的文章投寄来。我们没有现金付印刷费，就由一位印刷厂的老板为我们代印，先印刷，后延期付款。
这时，我们在重庆打开了局面，更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包括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我也由一个无名的女学生，走进了社会交游的行列。我被基督教女青年会聘为董事会董事，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想参加教会工作。女青年会是教会办的一个从事妇女文化教育的社会团体，办有妇女识字班、妇女职业教育班等。我担任董事也不干什么，具体工作只是以一位社会名流为她们出点儿主意，支持她们的工作。
我没有学过新闻，更没有干过报刊工作，现在我什么都得干了。
我们的工作班子很简单，我家住在重庆四德邨坡下，租友人廖毓泉家的底楼，他是新民报记者。底楼只有三间屋子，中间一间较大，就是办公室客厅，还装了电话。门前有竹篱笆墙，墙上挂着〔妇女家庭〕杂志社的牌子，实际是个夫妻店，虽然简陋，大家干起来却很有劲儿。
抗战胜利了，却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与幸福，连年的国内战争引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们的杂志社更是困难重重。广告费是周亚君以私人关系拉来的，主要是几家私人银行的朋友关系，只有半年一年的合同。到了第二年经济不景气，银行也有困难，广告费也不能延续了。至于卖刊物的收入一般为零售，由我们送去或邮寄去。寄放在书店，他们只愿意代销，卖多卖少或卖不出去，就要退货。虽然存货不多，可是书价很低，经过几个月才能收回来。零星收回的少数书款，因为物价飞涨，已买不回所需要的纸张。
如此周而复始，经过一年半时期时间，只出了八期刊物，却已经欠债累累，买不回来纸张也就无法出刊，只好停刊另谋生路
在新民晚报当编辑
〔妇女家庭〕停刊后，亚君介绍我到新民报工作。起初是为新民晚报编副刊“女生”，每周出一期，这工作比较轻松，而且我已经有了经验，编辑工作就太轻松了。后来又调我到晚报做正式编辑，编晚报第四版，这工作就太紧张了，新民晚报是重庆唯一的晚报，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而且在新民报的日、晚两报中，晚报的销量大于日报，晚班是报社的主要财源。
我去报社工作有优越条件，我不是家属，而是一名正式编辑，晚报负责编辑王志俊和我们非常熟，平时经常去我家玩麻将牌，现在他是我的上司。开始时，我在一旁看他怎么编稿、排版、校对，不久，他就在我旁边指导我怎么编排画板样，一个多月后，他就撒手不管了。旁边没有人指导，我也就硬着头皮自己摸索着干。
晚报是记载当天上午出现的新人新事，如有当天下午的重要会议特别是当天出现的金融行情，如当天的黄金美钞价格升降，是人们最关心的大事，我编辑的第四版就是要每天报道金融行情和物价变动。每天有专门跑市场的记者，他必须在上午11点左右打电话向我报告行情，我则必须守在编辑室的电话前等他的报告，一边听电话同时记录下来，立刻写成稿子放入旁边挂着一个小竹篮里，然后将竹篮用绳子放到楼下，下面就是是排字房，立刻排出来打成小样，放到竹篮里上升，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我立刻就校对，然后再送回排子房。等全版的稿子到齐了，我立即编成一个整版——第四版，交给排字房。
这种紧张的接力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事儿还没有完，我必须等排字房打出全版大样，然后我做第三校——最后一次校对，然后我在版样上签上名字，表示这一版我负责了，今天的工作才算完成。
有一次我编完稿已是中午十二点多钟，我就回家吃饭，刚回家就想起今天编的报样上有一处小标题上有个错字，忘了改正。想到报纸立刻就要复印，心里急的怦怦直跳，来不及吃饭，立刻赶到报社印刷工厂。改正了那个错字，这才放下心来回家吃安稳饭。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很深，告诫我自己，报纸是千百万人看的，不能出现错字，更不允许标题上出现错字，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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