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20号星期一，晴。
今天是我的75岁生日。我这平凡的一生即将过去，最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里记录我一生的片段，这不是自传，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我将一生中可能回忆的事实，忠实地记述下来，留给后辈，让他（她）们知道先人所走过的一些足迹，可借鉴，也可参考。
标题一金沙江边的小县城绥江县
我的父亲名李青云，母亲何慧卿。
父亲系贵州黔西县人，祖业开糕饼店。父亲随黔军入四川金沙江边，在屏山县秉彝镇（今名新市镇）。
我的外祖父何吉成是个小地主，有二女二子，我母亲何慧卿是大姐，二姐嫁给了方家，是我的表弟方克文（方堤）的妈妈。大儿子何耀先，二儿子何霁光。
我父亲是一个小军官，当时是民国初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偌大个中国，各省虽然拥戴国民政府，实际上却形同独立王国，每省军阀都拥有强大的军队，自主财政。四川就有自己的兵工厂、造币厂，发行了“川版”银元，后来还发过纸币。四川由于地域大，人口多，物产丰富，所以四川不只一个，而是有数个兵工厂。大的军阀有军长刘湘，后任四川省主席。还有刘文辉、扬森、邓锡侯等军阀各据数县，各自为政，经常为争夺地盘互相厮杀。据不完全统计，在民国成立后的20年中，四川军阀互相厮杀的内战就在一百多次以上，可想见战争频繁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
我的父亲在黔军中任一名营长，随军进驻在四川秉彝场后，即住我外祖父家的房子。父亲的第一任妻子病逝在外祖父家宅中，外祖父见他非常哀痛，情真意切，以为他是个知情重义的人，于是他主动将他的大女儿何慧卿许他为婚，这就是我父亲母亲的结合。
后来我父亲在四川自贡市五通桥又取了周家姑娘周蕙芳为次妻，她称呼我母亲为何大姐，二人共侍一夫，相处很好。以后我家曾在金沙江中段的叙府（今宜宾市）住下来，又在宜宾以下的泸州市住了一段时间。
我的两位母亲都怀了孕，相距不久的时间各生一女。1920年民国九年的农历2月20日寅时，我出生在云南边城绥江县。这是座金沙江边与四川隔江相望的小县城，距外祖父家只有40里水路，可以通小木船。之后我父亲随军远去，我的母亲带着我经常住在外祖父家。
可惜我第二个母亲周蕙芳所生之女却夭折，只有我活了下来，从此我成了李家的独生女，全家十分钟爱。
标题——入狱探监
我四岁的时候家住宜宾，父亲赋闲在家。大概由于外界传说我父亲很有钱，当地的一个小军阀就将母亲捕入监狱，父亲闻讯赶紧潜往外地。所谓有钱，是我的大舅父何耀先很会做生意，在宜宾也有点声望，当地的小军阀就说我父亲的钱，都交给何耀先做生意了。
这里要介绍我的母亲何慧卿，她虽然读书不多，却心计较深，爱思索，会言谈，善交际，是父亲的好帮手，所以外界都以为我父亲的钱都交由母亲让大舅父去做生意了。
母亲在宜宾的监狱中关了两三个月，我的二母周蕙芳还要每天送饭到监狱中。我当时不大明白什么缘故，也跟着二妈去送牢饭，那牢房就在城里的县衙门附近。
有一次我跟随二妈去送饭，牢门上方有一个五六寸直径的小圆洞，我只有四岁，个子小，就顺着小洞钻进了女牢房，母亲在牢内将我接进去。我好奇地往牢内四处探望，只见阴暗潮湿的一大间牢房里，拥挤着一大群蓬头垢面的女犯人，地上全是凌乱的稻草，那就是床了吧。当时我觉得味道不好闻，也没啥好玩的，就拼着命往外走。这是我一生中的牢狱之行，比后来电影电视中的监狱更可怕，从此我再也不想去了。
这件闹案子闹了几个月，那些本地的小军阀才弄清楚我父亲并没有多少钱，知道油水不大，由我舅父何耀先设法弄来一千银元，把妈妈保释了出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母亲足智多谋，在狱中装疯，那些人看我母亲疯疯傻傻，怕真的疯了傻了，我家更不肯出钱了，所以才以低价的一千元释放。现在理解了，那就是绑票，不过是由当地小军阀公开扮演罢了。
当我六岁时，我父亲被任命为南川县（重庆以南）的城防司令，我们都去了重庆，住在一家较大的栈房，也就是一个小旅馆。我父亲上任不久，就有人来通知我母亲说，父亲被一个名叫郝耀庭的旅长枪毙了，源于权力之争。当时我母亲无权无势，更没有钱，只好由亲友资助，将父亲的尸体运回宜宾藏于宜宾南岸，只立了一块石碑，后来每年我们在清明节都去祭扫。
标题——童年启蒙
我真正的发蒙是在南岸坝。父亲被害后，我家中十分穷困，母亲带着我搬到宜宾南岸乡下，租住在一户大地主家的偏屋。那个大地主老头儿已经七十多岁身体还健朗，有很大的一座宅院。院内有糟坊用来烤酒，糖坊制白糖，实为一个小作坊。房后还有一大片柑橘林，屋前才是土地，种甘蔗等经济作物。大地主有很多儿孙，他就亲自教授孙辈读书，附近的孩子们也到他家来读书，于是这里就成了一个私塾学堂，我当然也成了一名正式生。启蒙教育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每天要朗读背诵写字，每个学生都要将昨天的课程背诵出来。小学生是爱玩的，如果背不出来，女生就要打手板，也就是手掌心。男生就要自己去抬板凳放在屋檐下，趴在板凳上，让老师来打屁股。这样的事是常见的，我也挨过打手板。
农村孩子生活是丰富的，十分活跃，课余我就和小伙伴在田野里玩，橘子熟了就上树摘桔子。每到这时，地主就将橘树林包给农家，那户主人就要雇人将橘林看管起来。我们这伙孩子就装成打柴或割草的，溜进橘园，像孙悟空偷吃人参果一样大吃起来。甘蔗熟了，我们又钻进甘蔗，大吃甘蔗。有时在水沟里摸回小鱼儿，回家烧着吃。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去掰老乡的玉米，被那个富人抓住，他找到我们各家的大人，结果只好由大人们赔钱才完事儿。
回想儿时在乡间的生活，仍觉得甜丝丝的。
1926年秋天，母亲将我送入一个改革的新式小学堂。上学那天母亲带上了大红蜡烛，让我先在“至圣先师”的黑漆牌前行礼，上了三柱香，也向老师行礼，然后开始上课。
那时的所谓改良小学，就是读新编的课本。语文课开始是“人、手、足、刀、山、水、田”。还有算数是阿拉伯文的1、2、3、4、5―――等等。以后又上了一个真正的新式小学，是法国教堂办的小学，老师都是法国修女，全身白衣白帽，行动快捷，中文也讲的流利。课堂非常严肃，算术练习很多。在这里我学会了加减乘除。地理课上知道了世界上有五大洲五大洋（那时都称为五大洋）。
校规十分严格，每天早上八点上课，七点多就要到校，晚了迟到，就被关在大门外。在这里，我感到两种不同的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这种西方严格的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标题——十岁独自赴重庆读中学
我的大舅父何耀先是一个勤劳俭朴的青年，他才十七八岁时就背个小包袱，由屏山县石角镇（秉彝镇）去叙府（宜宾）做跑单帮的小生意。从秉彝镇到叙府约三百华里，叙府以上称金沙江，叙府以下称为长江。秉彝镇当时不通汽船，只能通小木船，而且多处险滩，木船经常失利，船毁人亡。我到二姨母也就是方堤的妈妈，就是坐木船翻船而葬身江中。大舅父何耀先能吃苦耐劳，他就是靠背小包袱跑生意，后来成了当地排第一位的大资本家。
当时我家已十分穷困，父亲被害后毫无积蓄，两位母亲也没有文化，没有技能。何大舅已经在重庆的一家轮船上当买办（后称经理），收入颇丰，他将我们母女三人接纳回了娘家，从此我就以舅父家为自己的家了。
在宜宾（叙府）我上完了初小，何大舅要我去重庆上学。重庆是四川的重镇，能够去重庆上学，就好比今日去美国留学一般的引诱人。我十岁了，也有了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得知这个消息我十分的兴奋。
由宜宾去重庆，有六七百里的路途，母亲因经济所限不能陪我去，我却自告奋勇，要自己一个人去重庆。母亲为我买了一张去重庆的轮船票，为我准备了衣物行李，晚上送我上了轮船。我就将行李卷打开，在船边铺上被子睡。
次晨天未大明，一声长哨，船就开行了。陈风呼呼的吹来，我被吹醒，孤身一人，只有十岁的小女孩，我却自觉已是一个少女了，对于周围的一切我都感到新鲜和有趣，没有一点害怕或孤独的感觉。我只想到要去闯天下，按现在语言就是说，我要去奋斗，寻找美好的人生。当时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认识，我只知道自己在向前进。
船上的伙食还不算太差，因为当时长江航运的各船公司竞争很激烈，伙食太差，旅客就不会买你的船票。
从叙府沿长江下行途中，要经过纳溪县，还有江安县（那里盛产竹子），泸州（盛产绿豆、糟曲酒、花田油纸伞），还有合江、江津等县城。每到一县都要停靠码头，有的地方还有地方名产上船来揽生意，每到一处我都要看热闹。在泸州住宿一夜，次日经过合江、江津，下午就到了重庆。远远看到岸边有大楼高耸的仓库，那就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洋行。十岁的小女孩还不理解这些是干什么的，只觉得新奇。
上岸了，也没有人来接我，更没有钱找挑夫或者坐轿子，只有自己背着行李拿着舅父给我的信，艰难的一步步去找住处。
重庆是有名的山城，它是在长江边倚山而建的大城市。我舅父经常在轮船上，他没有家，我就住在他往来长住的旅店里。这是一个较大的客栈，大部分住着商旅常客，老板姓单，也住在后院，和长住客的关系很好，所以我也将这里当作临时的家。
舅父将我送到民生女子职业学校，这是四川军阀兰文彬（师长）私人创办的。当时各个军阀都纷纷自办中学，我想大概是附庸风雅吧，出钱办学造福桑梓，也是为民办好事儿吧。我进民生女子职业学校是因为，我的生母与该校校长李玉仙有朋友之谊，请她帮忙照顾我之意。
我上的是高小班，另外还有商科班、职业班，学习缝纫刺绣等。当时民国初年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许多妇女尤其是女孩子，都走出家门争取经济独立，所以办职业学校很适时，而且学费也不贵。
在这所学校里我学习十分认真，成绩很好，还很喜欢文体活动。我们这个学校很重视歌舞演戏，曾演出过大型歌舞剧“七姐妹游花园”我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扮演了七妹妹。我们的演出在重庆市大出风头。在这个学校我结识了两个美人儿朋友，一个是同班的周锦芳，另一个是蔡文娜，这两个人每人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和悲惨的结局，我将在另一节里专门记述。
民生女子职业学校只办了三年，该校就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了，我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创办人兰文彬得罪了刘湘军长（刘后为四川省主席），被刘软禁在军部内，每天由兰年轻美貌的小姨太太来陪伴他，晚上才能回家。
我不得不转学到江北县（重庆对岸）的私立治平中学，直到初中毕业。
标题—改名字的故事
我舅父原为我取名李藻江，可能是我生长在长江边，对江河有深厚感情，我对这个名字也很喜欢。
但到初中毕业时，全省中学毕业生都需要参加会考，即统一考试成绩之意，而我原在民生女子职业学校那一年的学校成绩，不被认可。但因我在治平中学名列前茅，学校为争取会考取得好成绩，就想方设法，将前一班已经退学的一位叫李淑世的学生的名字，转给了我，从此，我就由李藻江改名叫李淑世。
在治平中学值得我回忆的一位老师叫卢君雄。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很雄壮，像个男士，实际上是一位名门闺秀。她的父亲卢子鹤老先生是清朝遗老，四川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国学名流，为人清高。他在江北弋阳江边自建草舍，过着隐士的生活，这个草舍之家就在治平中学背面。卢小姐国学底子深厚，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雄浑有力，为此她就近在治平中学女生部当上了国文教员。她教学认真，深得我们女生的爱戴，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对她非常崇敬，暗暗的模仿她，也爱好起了书法。我不会写隶书，却爱柳公权的“玄秘塔”（柳字体），字体方正而有骨力，即“颜筋、柳骨”是也，至今我的字体未改。
卢小姐已有二十五六岁了尚未婚配，据说曾订过婚，因不满意而告吹，才女未得才郎，也是一个憾事。
我初中毕业后，当时重庆只有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虽然是名校，但我不喜欢上师范，因此我和同学冯淑仪结伴去成都考高中。我的小舅父何继先新婚后，在成都锦江街租房居住，我就住在他那儿。邻居就是私立蜀华中学，也是一个师长出钱办的，校舍很宽，背后就是包家巷，离青羊宫不远。我们两人就报名投考蜀华中学，都被录取了，就是今天的成都十七中。
蜀华中学在各中学之中属上等，有很多著名的中学老师。当时成都是西南的大城市，私立中学很多，当教师也是知识分子较好的一个职业，于是造就了一批专业的科任教师，每人只教一门课，如国文、英文、物理、化学、生物等，每个教师专于一门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成了名教师，他就可以兼四五个中学的课，有的老师收入也很丰厚，于是他就雇了包车夫跑的快，每天在几个中学往来奔跑，争分夺秒成了教书专业户，生活也是比较好的。当时学风很好，尊师重道，学生不给老师送礼，但是很尊敬老师。
蜀华中学有一件事值得我回忆。当时是1938年抗战开始，师生抗日情绪很高，我校伦理课的老师郭原静邀请他的朋友——大公报的著名记者范长江来我校作时事报告。全校师生集合在大操场，范长江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于是同学们纷纷提问。范长江从容作答言辞清楚，有论有据，侃侃而谈，博得了全体同学的掌声。在会场上我还没有胆子提问题，但对范长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了我心中一个崇拜的偶像。
我认为，新闻记者知识广博，头脑敏捷，文笔流畅，言谈生动，而且它是无冕之王，上至总统，下至贩夫走卒，他都可以结识交往。他可以言一般人不敢言，可以评论时政，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就想，今后当一名新闻记者多么高尚，多么清高，多么自由，多么潇洒！这些观点有些正确，但又多么的片面。于是，我的心中就形成了要当一名记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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