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俭朴，艰苦奋斗，创下家业
我的大舅何耀先十七八岁就背着小包袱到宜宾去进货，买些日用品，如洋袜子、香皂、针线等，回到新市镇赶场卖出，赚一点钱，再往宜宾去进货。往返要三百多华里，上水就靠走路，要走三天，下水就坐木船，直走是一天多。为了省钱，他自己带上包谷粑，也就是玉米饼，像一头吃草的牲口，天天赶路。这一段金沙江是四川与云南的界河，江流湍急，不能行船，只有水缓处可以渡江，在罗东镇下至宜宾段，水势待缓，才可以通行较大的木船。罗东镇以上水路也能行船，但险滩太多，人们不敢坐船儿，宁愿走路。大舅从此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练就了一身强壮的体质和吃苦耐劳的性格，从跑单帮到跑重庆，在一家轮船公司当上了买办，积攒了一点资金，自己办过新式的理发馆，开过餐馆，以后还办过面粉厂，总之他干过很多行当，但都不是很大的利润。
到了抗战时期，重庆成了蒋介石王朝的陪都，到处通货膨胀，做生意才是一本万利，而赚钱最多的是他取得了“烟土公卖权”。当时蒋介石政府为了收税，推出了烟土公卖的办法，即可以允许商人持证买卖烟土。我大舅生长在川滇黔边界，从小熟悉鸦片烟的行情，于是他设法取得了烟土公卖权，可以公开参与烟土买卖。
他干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就是持证到产烟土地区购买后，运到云南边境的老河口等处运销到国外，国内市场是禁止公开出售的，实际上国内也有黑市买卖。几年时间舅父积累了很大一笔钱，那时通货膨胀，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钱。以后政府取消了公卖办法，商人都已经赚足了钱。
大舅父在重庆打铜街附近办了一个和昌商号，经营品种很多，什么赚钱就经营什么，我家也进入了资本家的行列。只可惜何大舅缺乏现代经营知识，请了一名老头儿当会计，用中式的簿记及用毛笔来记账，只有收入、支出两项，不能一眼就看出积累和盈利，他所往来的商人也都是旧式商人。当时重庆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有了大银行和洋行公司，而我的舅父却对此没有入门儿，守旧思想还比较严重。
到解放时，许多大资本家都纷纷跑到外国去了，大舅却守在重庆挨整。他有了很多钱，也不知道怎么用，他最爱修房子，在重庆市南温泉旅游区建一座四层的大楼，叫仰光大旅社，内部房间很宽，布置新式家具，服务员也只是雇用了当地的农民，又没有餐厅，因而经营不善，冷冷清清，但仍然是南温泉最大最漂亮的旅馆。另外他还修了几处房子，建了一栋办公大楼，租给了盐务局办公用。在老家石角营还有老房子，改建成一座两层的欧式小洋楼，从武汉请来了一批技术工人做内部装修，也很讲究，有三层窗户，外层为百叶窗，中层是玻璃，内衬是铁纱窗，地面为水泥磨花地面。内部设备也是从外地买来的，各色玻璃器皿和薄胎瓷器，我们全家每个人各有一间卧室，楼下有宽敞的大客厅，楼外还有佣人的住房，有家用做咸菜做糕点用房（因当时买不到好吃的，有钱人都要回家来做）。这座漂亮的洋房成了当地一景，四乡农民都想来参观，还不容易呢。可惜我只去住了两次，住了不多长时间，解放后这里变成了乡公所，成为历史的遗物。我的大舅父还在家乡买下了一座山，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买田买地都是以亩计算，而我大舅父却是买了一座山头，只花了三百块银元。
我的老家屏山县（今雷波、马边、峨边），都是四川的边远县，这里与彝族凉山连界，历史上遗留下种族不合，汉彝两族多年互相斗殴，已是历史的沉陈迹。后来汉人有了枪炮，大有优势彝族人则被逼上梁山，几乎成了野人，于是彝人的人口越来越少，文化经济更加落后，汉彝连界的山区人民被汉人逼得往山里跑，而汉人也因多年内战流离失所，所以这一带的土地就荒芜了，我大舅父就以低价买下这片荒地，招雇无地的农民来此拓荒，规定三年不收农民的钱粮。现在看来也是一桩好事儿，大舅父也并不靠这些土地来得到好处，三百元买一座山的奇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的大舅父是一个乐善好施的财主，他为了报答乡亲干了三件好事：
第一件，从石角营到新市镇的五里农村小路，修了平坦的公路，可通行汽车，为农民赶场赶集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今也是一大功德。
第二件事，在新市镇办了一所中学，为山区人民培养了人才，也是当地人民称道的。
第三件事，办了无息贷款所，即今天的银行储蓄所之类，给当地人民贷款，却不收利息。
这些事都得到当地人民的称道。解放后我家的人都挨斗挨整，何大舅却没有挨整。
他还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为亲戚家培养人才。我二姨母所生的表妹方碧芬小我两岁，表弟方克文（方堤），都在舅舅家念书，还有较远的两个表弟朱安亮、李开荣，也是由舅父供给，直到大学，我们都亲如姐弟。关于他们，我另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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