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香港投奔解放区
正当人们欢庆和平胜利不久，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和谈虽然签订了一个双十协定，但很快就被蒋介石破坏了，发动了对共产党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老蒋满以为靠美国人的支持，武器装备精良，而共产党是打游击的土包子，他想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但历史却是无情的，蒋介石号称八百万大军在三年内战中消耗殆尽，不得不逃到台湾。当时共产党尚无海军和空军，蒋介石王朝才得以逃脱，凭借台湾海峡的天堑，偏安在小小的台湾岛上。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已经消耗尽了财力，前后死了三千多万人，真是苦难的中国。
1949年初，三年内战完成了三大战役，解放军节节胜利，蒋王朝大势已去，越到战争的尾声，斗争越是尖锐。蒋介石即将退出大陆国统区，统治更加严厉，这时的重庆也是暗云密布。我的一个熟人在重庆市公安局里工作，她告诉我说，她看见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上有“周亚君”的名字。
我立即回家告诉了亚君，他当晚去找新民报重庆社经理刘振华商量对策。因为早在1947年重庆“六二大逮捕事件”中，周亚君就曾被捕过（详情见周亚军一节）。有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当晚我们决定，亚君先去香港，因为当时国民党虽是强弩之末，但国共两军交界地区封锁非常严，唯一的通道是重庆去香港，是出境出国的大道，当时的民主人士都是通过此通道出走香港，然后转赴解放区北平（北京当时称为北平，新中国成立时改称北京）。
于是由新民报派人买了赴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清晨我和冉正芳送亚君上飞机，幸未遇到国民党的检查人员，安然抵达香港。他住在香港对岸九龙的重庆和成银行驻香港办事处，因为和成银行老板吴晋航是新民报的大股东，也是位开明的民主人士。
我一个人在家整天提心吊胆，随时都有被搜查甚至被捕的危险。亚君到香港后给我来信，嘱我赶紧想办法去香港。于是我去找大舅父商量，他也同意我赶快离开重庆，并设法为我买飞机票。那时形势十分紧张，飞机票已停止公开出售。我虽然在新民报工作，但时间不长，又不是被迫害，不能公费，所以我要自己设法筹路费。亚君给我寄来一信，嘱我去找重庆大学的同学刘静蓉，她是重庆大资本家刘航琛的女儿，平时和我们相交颇厚。我带着亚君的信直奔刘敬容家。她和我谈了一会儿，知道我要向她借路费，毫不迟疑立即取出银元一百元交给我。
晚上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周平刚四岁，二儿子周益刚两岁，而我又已怀上身孕，本来计划堕胎，以免今后生活上的麻烦，可是一家私人诊所说堕胎要我三十元银元，明明是借机敲诈。我只得不顾一切，第三天带着大女儿周平离开了重庆，还有一个有病的男孩儿周益交给了女工夏嫂，生活费由我大舅负担。
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一手携着小女儿，一手提一包行李，到了一家大饭店，去找那位飞机驾驶员。他才从床上起来，似乎认为我去的太早了吧，然后带着我去重庆的军用机场。原来军用机场是很森严的，可能是他们机场人员都心照不宣，知道是卖“黄鱼票”吧，也没有检查，就让我跟着飞行员进了机场上了飞机。我买的是一张“黄鱼票”，本来官价重庆飞香港的票价是银元74元，我买的“黄鱼票”是黑市票，只给了70元，却没有给票，就这样悄悄上了飞机。
这是一架空运飞机，没有装货。进到仓里没有座位，只有一些杂物，飞行员叫我就坐在这里。我看见一张空着的行军床，就把行李放上，然后安排周平躺在行军床上。仓里只有几个舷窗口可以看到阳光，小周平很听话，也不闹，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一会儿飞机起飞了，只听见呼呼的响声，我们上路了。
过了一会儿，周平说要“拉巴巴”，我只好用手拿了一些废纸，让她拉在上面，然后将它卷成大大的卷，拉开舷窗，一股强风灌进来，我赶快把巴巴扔出去，立刻关紧，于是我伴着孩子也躺下睡了一会儿。那个飞行员把他的一件衣服给我当被子盖上了。
大约过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在广州机场停下来，飞机上有正副飞行员各一人，另有机械师一人，那位飞行员来告诉我等一会儿有人要来检查后仓，他把我们带到前舱，然后把门关上，估计是为了避开检查人员吧。一会儿就听见有人进入后仓例行检查一番，然后走了，飞行员才到驾驶舱叫我跟他出机场。在机场门口儿，我跟着他上了一辆大客车，同时上来很多人，听见几个人对那位飞行员开玩笑似的说：又带黄鱼啦。是用英语讲的，其实我也听懂了。
车开进城到了热闹街口，他就叫我下车了，我也没向他表示道谢，那车就开走了。站在街头，见满街人们匆匆忙忙，我也不知道方向，只好拿出亚君给我写的字条，那是一位新民报驻广州记者的住址。虽然我不会讲广东话，还能勉强听得懂几句，才问到了那个街名。可是到了那条街，还需要走很深的一条小巷，而且也不知道是否找对了，我就将一大包行李放在路边一个小店里，叫周平这个小孩儿看守着，等我问清楚了那家住宅，回来一看，行李和小孩都安然存在。那位广东同事的家住在很深的巷子里，大门紧紧的闭着，只在大门左上方留下一个小洞，而且里面是用一块活板掩盖着，便于里面的人往外看，如有人叩门，里面的人就先打开小木板，看清了来人再开门。后来我才理解，这是因为那时面临着解放的前夕，而一般大动荡中都可能发生大抢劫事件，所以广州市面已经面临解放前夕的大混乱了。
当晚住在这位记者同事家，他待我很客气，晚上陪我乘坐三轮车去逛广州的夜市，人们熙熙攘攘，街上有美国的柑橘，个子不大，却都包上白纸，价钱比较贵。我们只买了一把广州产的香蕉，因为我在四川吃广柑很多，而香蕉却很少吃。夜晚，虽然在广州已是夏天，白天气温很高，而入夜有海风吹拂，住在深巷也不觉得热，这就是海洋性气候吧。次日早晨那位广东朋友送我去火车站，因为广州去香港可以通火车也可以乘船，但火车只要四个小时，上车也方便，进了候车室，那位广东朋友就回去了。
我跟在一伙儿旅客后面，没有候车室，只有凌乱的旅客。忽然看见一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一伙旅客的面前直嚷嚷，不许乱动。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吓得往后退，我一个人提着一大包行李还要照料四岁的孩子，更不知目前发生了什么事，只得往人多的人堆里跑。过了一会儿说只是一场虚惊，这就是草木皆兵吧。
火车要走四个多小时，那时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们可以随意出入，不必办护照，但从深圳口岸出境时要经过一个木质闸门似的，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小镇之类，没有什么高楼，民居也很少，并不引人注目，而经过这里就是出国了。那边是香港地界，我们也就以为到了外国呢。
在火车上四个小时，却下了四次小雨，平均一个小时要下一场，雨后立刻天晴，这对四川少见阳光的人来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尝试。因为我没有出门的经验，更不懂得怎样利用现代化的设备，不知道何时可以到达，所以火车到了九龙车站，火车却没有见亚君来接，这当然不能怪他。我下车后立刻有小汽车围上来接客，我将要去的地址纸条交给了一个司机，他就把我的行李拿上车，车开了，旁边一个导游似的男人不断向我介绍，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建筑，招呼十分殷勤，不一会儿到了目的地下车后我付了车钱，可是旁边陪我的那个人就要我付给他导游费，我想我又没有请他陪我来，是他自己跟着我来的，干嘛要付他钱！正在争执，合成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出来接我，付给了他三元港币，才结束了这场争吵。我这个乡巴佬第一天到香港，就被敲了小小的竹杠。
这里是和成银行驻港办事处，来往人很杂，而且我又不是他们的客人，我也不便久留，第二天亚君就为我找到香港的女青年会去住，那在香港的半山坡上，我住一间单人房，第二天早晨就有一名boy男役穿着制服，为我送来了早点。他推车进门，然后在我的被子上放上一个小方桌，上面放上一杯牛奶和两块饼干，他首先给我一只小玻璃高脚杯子，里面放一只香蕉，大概就是第一道点心吧。我只知道一般西餐是最后上水果，可是这里是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是英国人办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概这是他们英国人的习惯吧。每餐都要去餐厅吃西餐，客人们都是英国白色人种的女人，她们饭后都聚在客厅里随意交谈，这也是她们的习惯吧，可是我却一言不发，还是语言不通。饭后我要进城，只有喊boy为我叫到出租车进城。
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开支太大，我就又迁到九龙城那的女青年会去住，这里房租最便宜，三人一间房，每天每床只收三元港币。同住的都是在香港工作的妇女，有教师、银行职员和机关女职员。他们工资都是中下等水平，住在这里比起自己租房住就便宜多了，而且这里伙食也很便宜，每餐一盆鸡蛋炒饭三元，肉丝炒饭四元，这是最便宜的了。因此，那些女教师女职员女银行员都愿意常住这里，吃住付清了每月还能余下钱来，香港的工资也不是很高，我问一位同住的女孩儿，她每月工资也只有六百港元，当时中国银元一元换七元多港币，一般工作人员生活也不是很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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