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世自述九： 新疆之行

新疆之行

新疆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只知道“林则徐谪戍伊犁”的历史故事，至于我和周亚君为什么到这个人人都不愿意来的地方，我也弄不清楚缘故。我们同行老少几十个人，而且是人民日报行政领导亲自为我们送行，坐卧铺到了新疆，也受到兵团领导的热情接待，似乎也不像是“谪戍”的犯人吧。

那么又是为什么呢？可能此生我也弄不明白了。只是当时我们都已进入老年，周亚君五十岁了，李淑世也四十六岁，即是说盛年已过，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应该让年轻有为的人上来。

那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就去新疆观光体验生活吧，不然又将如何解释呢？！

1965年春节过后，我们从北京出发，乘上西去的火车，似乎象远道旅游，其实是调动工作，也并没有什么恐惧感，倒是倚着车窗观赏沿途风光。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开始还能看见村庄田野，可是进入甘肃境内就有满目的荒凉感，沿途小站有不少农民到车窗前来乞讨。那时是严冬，他们穿的很单薄，而且面有菜色。到了新疆界内就更荒凉了。玉门关是甘肃与新疆交界的关口。古诗云“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古代人的情景，今天是全国各民族统一的大家庭，又有了新式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应该有那种“无故人”的感觉吧。

火车经过四天三夜，行程八千余里，我们从北京到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这里原名迪化，是清朝以边疆少数民族为夷狄之人，设迪化是启迪教化之意，即是大汉族主义的意思，后来改为乌鲁木齐市。

我们一行几十人住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这里到处都显得宽敞，但都是一片灰蒙蒙的，这是因为新疆地广人稀。在途中周亚君表现的乐观，与同行人等说说笑笑，我却像是失掉了什么，加上同行的人中都不熟悉，只有跟着大家走。说实在的，乌鲁木齐除了房屋修的有些带伊斯兰教风格外，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倒是身边的两个女孩十六岁周放和十四岁周环，处处投以好奇的目光，还觉得挺好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王震将军于1948年率领原359旅部队进新疆，和平解放解放新疆而来，部队以屯垦戍边的战斗精神进驻新疆，边生产边建设，以保卫大西北的辽阔边疆。我们来到兵团也是参观了保卫边疆的建设，倒也使人安下心来，为祖国边疆做点贡献吧。想到初来边疆垦荒人的艰苦精神，倒也增添了我们安心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乌鲁木齐休息了几天，我们参观了乌鲁木齐的建设和街道，看见每一个单位就像一个小王国，围墙占了很宽的面积，办公楼和宿舍楼都不太高，却也不像是外国式的，还是平常的小方板楼群。

我们去了维族干部的家，就有些异国情调了，墙上挂着壁毯有西域风光。街市上的店铺都是用棉布门帘挡风，里面的陈设也很简陋，只有一些日用生活用具用品。最好吃的一家叫“百花村”，就是一座饮食城，里面有各省的名菜名点，各摊点地面不大，有川菜、粤菜、北方的面食等。

分配到古焉耆

我家被分配到焉耆县农二师八一中学，周亚君任副校长，我当教师，两个女儿在八一中学初二初三上学。同来的其他各家，都分配到南疆各地去了。

从乌鲁木齐去焉耆，汽车需要走两天，第一天停驻在一个食宿站。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只有几栋不大的土房，不像内地的村镇，也很少有居民。我们一行二三十人住在这个专为旅客开设的食宿站里，只有幽暗的煤油灯，屋里倒也烧着炉火，可睡觉时就令人烦恼了，那个被子褥子都脏的没法使用，我们还得盖上。躺下一会儿，就被小虫跳蚤咬的怎么也睡不着。孩子倒是睡着了，可一会儿也被咬醒。就这样折腾了一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新疆，你还这么荒凉，这么落后啊。我们将要在这里度过一生吗？这么一想，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焉耆县古代为焉耆国，是西域的一国，可能古代要繁华的多，而今因为气候变化，风沙很大，与内地的交通往来很少。成立了兵团以后，用计划经济的模式，以军事建制，兵团司令部下属全疆12个农业师，另有搞工业的建工师。师以下为团（农场），下属连（大队），再下面是班排（生产队）。每天按军事制度出工，然后各家为炊，各自做饭。

我们八一中学为二师师最高学府，有高中、初中，全日制。师资为各省支边的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干部，教师力量比较雄厚。原有政委和正副校长各一名，周亚君为第二副校长。高初中学生一千余人，并附有小学幼儿园等，是一所完整的中学。

文革噩梦

春季开学后不久，从报纸电台广播里就传来了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消息，我们知道，又一场暴风雨要降临了。于是学校里天天都是批判“三家村”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判一天甚过一天，以至停课。

学生们忙于写批判稿，把书本扔在一边。学生中的小组战斗队纷纷成立，教师们也跟学生一块儿成立了战斗队。你批判，他升级，战斗形势也越来越激烈了。学生和教师们由于运动的深入而分为两大派，目标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狂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使人弄不清楚问题的实质，群众运动的大势更令人无法掌控，每个人只有随波逐流了。

八一中学最大的当权派是政委张斌，因为他是随部队进疆的小兵，政治上过得硬，于是斗争矛头很快转移到其他几位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校长卢家法，副校长段平东，然后就轮到新来的副校长周亚君了。两个女儿周放周环是热血青年，很快也卷进学生组织的战斗队里。

全校分两大派，一派是保政委张斌为首的所谓保守派，人数占少数，但大多为出身成分好的师生。另一派为所谓造反派，人数最多，但师生都是出身成分比较复杂的。我和周亚君本来没有参加哪一派，不知不觉的也就跟着造反派走了，因为周放周环都是造反派。其实谁也说不清楚谁是革命派，也说不清楚是造谁的反。都认为自己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造反革命的反，都是闹革命，逐渐就形成了群众斗群众。

教师中出现了各种人物，在斗争中表现出了本来的面目。

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说真话闹革命，如焦老师，肯说真话，有正义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人虽然不是斗争的重点，可是两面不讨好，也是挨整最多的。还有胆小怕事，生怕惹火烧身的人不敢多发表意见，结果还是被整得最惨，这些多数是出身不好、成分不好的，或过去犯过错误的。也有敢打敢闯，有的是因为出身好不怕事儿，有的则是别有用心，想在运动中捞政治资本的，也大有人在。有的人则不惜借刀杀人，如有一个老师在运动中，将别的老师学习时自我检讨自我批判错误思想，引来做揭发的材料，借此表现自己的积极，以中伤其他老师。这种人经过运动后被人识破，谁也都不去理他，只有可悲的下场，如刘全孝夫妇两人就是这种人。

我和周亚君对于运动是很慎重的，但也是不理解。我们自知没有政治问题，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在旧社会时间久，社会关系自然复杂，而周亚君又是当权派，自然就成了被整的重点了。有的学生就扬言：“周亚君不是特务就是叛徒，不然就是走资派。”也就是说，他准有问题，不然怎么会从北京贬到新疆来呢？于是周亚君就成了全校的重点斗争对象之一。

全国一片红，学生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大标志，新疆学生也跟着往全国各地去。我们学校的中学生更是一窝蜂的往口里内地串联，因为乘火车不用买票，且内地许多学校设有串联食宿接待站，也不用花钱，学生们趁此机会去各省串联，其实是就是旅游。

我是教师，自然也有权利外出串联。那一次周放随同学外出串联去了，周环环也急着要去上海串联，我就带着周环往北京去了。其实就是在家无事可干，外出还可以了解一些情况，于是我和周环就乘火车到了上海，住在老友冉正芝家里，她是冉正芳的满妹。

冉正芝有二子一女，都比周环小。我们天天去逛街，看大字报，四处都是乱哄哄的，也弄不清在斗争什么。可巧遇上了祝雪，他是唐淑清之子，是北京来的中学教师，他帮我和周环办了两张回新疆的火车票，我们又回新疆去复课闹革命了。

回到学校仍然是无事可干，因为学生老师大部分都外出串联去了。周亚君被学生看管起来，每天跟着“黑鬼队”去干那些笨重而繁杂的苦活，天不亮就上班，除了吃三顿饭外都得是干活，直干到晚上，谁也不敢吭一声。我们当家属的只有花钱买点高营养的食品如鸡和鸡蛋给他。我和周放经常去附近维族老乡的家里买鸡蛋，找辟静的地方去宰鸡。周放才十六岁已经学会了宰鸡，以后又学会了剥兔子等重活。

为了生存下去，有一次周环去博斯腾湖，回来背上斜捆着一条一米长的大干鱼回来，我们把它切成几段吃了好几顿。冬天没有肉，每月只有半斤菜油，我们只有找老乡买活羊，然后由老乡帮我们宰羊。我们只要羊肉和羊油，其他的羊头、羊皮和羊筋，都给了老乡。这时想到象我们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真是手无缚鸡之力，只有眼巴巴的被人宰割。这时想的是为了生存下去，活命哲学吧。

起初黑帮们还可以回家吃饭，我在家里给亚君做点好的吃，后来也不让这些“黑鬼”们回家了，只有天天在食堂买窝头吃葫芦瓜，吃白菜帮子，看不见油星星，后来晚上也不让回家睡觉了，集中在教室里头睡地铺，家属们也只能远远的看看，他们跟牢房里的劳改队也差不多。

我心里无限的愤怒，可是没处发泄，只有闷在心里生气，后来周放看我憋气的神情，怕我憋出病来，于是我和周放商量着回四川老家走走，以消解心中之郁闷。

回四川屏山老家

屏山是川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临金沙江边，由于湍流水急尚不通汽船，只有在洪水时可以通过较大的木船，人们往来多是步行。我在屏山的老家经过解放后土改，早已没房没地，亲人有的死了，有的往他乡谋生去了。这次我和周放回屏山老家，只有我的一个义弟李仁义，他是我次母之妹所生的儿子，当年他因家穷，依靠我大舅父家，成了我次母的义子。他因出身好（是城市贫民），又在我舅舅办的屏山中学读初中，有点文化，解放后当了医药公司的一名干部，这次我到屏山就是先去探访他。

李仁义一家为我们做了家乡的饭食，令人非常满意，真比大饭店里吃的山珍海味还好吃。美不美，家乡水，许多儿时甜美的事儿都回忆起来了。多么甜美的生活啊，其实并没有吃什么好东西，也就是故乡的传统食品：煮腊肉，推豆花，却使我感到家乡的美，亲情的可贵，更觉得人生的可贵。而对于眼前那些欺诈险恶的境遇，更加憎恨。在家乡，我暂时忘却了险境，而这个小县城里，也有文化大革命的痕迹，不过我不去理会吧。在县城住了几天，我们又去自贡市看望李仁义的妹妹徐俊玲一家。

自贡市是四川南部一座较有名气的城市，因为它以产井盐闻名，经济也比一般县城要发达。后来因为发现了一大片恐龙，成了四川的一座旅游名城，这是后话，当时还是比较平静的县城。

俊玲的爱人杨西是转业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比较活跃。他们夫妇在一家工艺美术厂当技术人员，但工资很低，有三个孩子，生活十分清贫。他们夫妇对我们的来访十分殷勤，据徐俊玲说，她在重庆读书时就住在我家，主要由我供养，她至今记着，但我早已淡忘了。

俊玲夫妇非常热情的陪我们玩，但我的“心病”又犯了，又急着要回新疆，那里有我的家和丈夫孩子，他们现在怎样了？我急着要回去见他们。这次四川之行给周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四川物产丰富，尤其吃食便利。有一次在屏山街上买菜豇豆，只叫卖三分钱一斤，周放还价说“两分一斤”。又一次在小店吃醪糟小汤圆，才一毛钱一碗，还要加白糖，又好吃又便宜，真不愧是天府之国啊。

这里补叙：我们从屏山又乘船上溯到了秉彝场，因为这是夏天，小汽船可以由宜宾过屏山，直达秉彝场，即现在的新市镇。我们找到了我次母的家，是在山边，我次母和徐俊玲之母七姨孃共同生活，由杨西出钱盖了一间临街木房，可以做卖醪糟汤圆的小生意，我妈妈和七姨孃倒也能糊口。

以前的十几年，我每月给我次母寄去十元钱，这次去看她，因为我的工资和周亚君的工资都被扣了，我也正在困难之中，也没带什么好东西，但母亲还是很高兴的，几十年未见面了。

（李淑世回忆录到此就没有下文了，看来不像是结束，也许是想继续写，后因病、因去世，而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