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亚君结婚以后，我们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在此要叙述他生平中的重要事件，简叙如下:
1916年6月，周亚君出生于四川铜梁县白羊场。家里是小地主，父母亲劳碌一生开饭馆,积蓄了一些银两，因为买了三四十石（一石相当于现在的约60公斤）的租子，本人仍然经营饭店，因此解放后定为了地主。
标题——从初中生到记者
亚君在铜梁中学毕业后，到重庆考入了民生实业公司，初期当练习生，后来在民生公司管理档案、文书。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南京新民报迁到了重庆，亚君不满足于当小职员的平凡工作，自愿到新民报求职。新民报的老板陈明德欣赏他，让亚君当了私人秘书，使他有机会见到许多上层人物和文化界文人，自此他开阔了眼界，同时也感到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乃有继续深造的强烈要求。
他先在一座私立学院念商科班，一年后取得转学证，转入国立重庆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的二年级，成了一名正式的大学生。经济来源是，以担任新民报驻沙坪坝记者的身份，为新民报供稿，同时也领得一份工资以维持生活，也就是今天的“半工半读”。
作为一名记者，他参与了重庆大学的各项活动，许多事他都参与幕后策划。
学生会筹办友联剧社，他各方联络，与赵友农等同学办起了“工商管理月刊”，巨细事务都是他一手操办，虽然销路不大，却成为重庆的第一份管理学刊物。
在重大，亚君结识了一批年轻朋友，成为金兰之交，旧社会称“结拜兄弟”，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将来在社会上互相帮衬，这在旧社会是很普遍的。到1945年他回到新民报正式当记者，又结识了重庆的一批各大学的朋友。
他追求进步，向往民主政治，于是参加了“中国青年民主社”，后来中共中央承认此为青年革命组织。亚君后来又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民盟成为中国八大民主政党之一。
标题——为马寅初筹建“寅初亭”
1942年亚君在重庆大学参与学生运动，拥护马寅初先生的爱国主张，要求政府对大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四大家族）课以资本税，用以支持抗日的经费支出。
在马寅初先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周亚君和赵友农等同学采取巧妙的办法，先找到工匠将“寅初亭”搭配好，这是一个木架的草亭，在深夜悄悄送到重大校园的指定地址，然后连夜搭建起来。次日早晨，“寅初亭”已完整展现在重庆大学大操场的一侧（文革后，重庆大学将草木结构的“寅初亭”翻修成一座精致的木亭），至今成为重大校园的一景。
1944年周亚君与李淑世在重庆结婚，马寅初是他们的证婚人。
1946年周亚君协助李淑世办起“妇女与家庭”月刊。周亚君是新民报记者，兼管着为“妇女与家庭”的约稿，拉广告，以及印刷等工作，实际上是主办人之一。
标题——两次重庆大搜捕
1948年夏天，国共两党内战进入尾声，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在重庆蒋管区发动了“六二大搜捕”。6月1日深夜两点左右，重庆被全面戒严，出动军警宪兵等，搜捕有民主思想的所谓“反动分子”。军警由各街道的“保甲长”带领，同时出动到各家去抓人。
我家住在四德村，半夜被喊声和叫门声惊醒。门开了，只见一群士兵和保甲长蜂拥而入，我见势不妙立即跑到桌前拿起电话来，有人马上用手制止我，并问“哪个是周亚君”？亚君回答：“我就是。”那领头的军官就说：“闫司令官请你去说话”。说毕，不及细问拽着周亚君就往外走。
我家有朋友冉正芳，有保姆，我带着一岁的女儿，还没弄清楚是什么事儿，亚君就被带走了。我心里明白是逮捕人，可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当晚是全市统一的逮捕行动，所以非常迅速。他们上了坡，然后听见汽车开动而去，却没有按喇叭的声音。
到了6月2号的早晨，天明后，我打电话到新民报社探听消息，原来昨夜全市的逮捕行动中，新闻界人数最多，大公报记者7个人，新民报记者7个人，还有时事新报等，也有其他行业人士。
后来周亚君被释放后告诉我，当时他被拉上一辆有布蓬的大卡车，看不见道路，只感觉到左拐右转到了一座大院，随后把他们关进一座楼下，看见了很多新闻界的朋友。他们彼此可以轻声交谈，才知道也都是昨晚从自己家里被抓来的。白天他们分别被审讯，一般讯问倒也没有用刑，经过几轮审讯后，才根据情节轻重，在一周以后陆续释放。最轻的予以教育释放，较重的被遣送出境，最重的则送往重庆渣宰洞集中营去了。
周亚军属于情节轻的，就是没有重大“共党嫌疑”的，几天后被释放回家。
经过这次被捕，他知道自己在国民党挂上了号，以后格外谨慎，从采访部调回编辑部，从事内部编辑工作了。
1949年初有人告知我们，国民党濒临最后崩溃之前将要做最后的挣扎，重庆将要再一次大逮捕。于是周亚君去找新民报重庆社经理刘振华商量，决定立即离开重庆。当时还可以公开买票去广州，周亚君乘飞机去广州转道去香港，住在重庆和盛银行驻香港办事处。
标题——解放前夕辗转入京
直到1949年8月，李淑世带着女儿周平去香港汇合，一家三口乘坐海轮，经由东海、黄海进入渤海湾，抵达辽宁省营口市，又经沈阳乘火车直抵北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首都北京。
周亚君在北平新民报工作不久，即由新闻学校校长陈翰伯介绍进入共产党办的新闻学校学习半年，地点在北京香山。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
解放后的北京是十分安定的，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有政治运动，如肃反、三反五反等，对周亚君都没有波及。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连续的政治运动，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震动，深怕语言不慎而引出麻烦。因为当时我们认识的同事朋友，很多是知识分子，大都成了右派。而成了右派分子就成了阶级敌人，就是敌我矛盾哟。
我和周亚君在这场政治风浪中惊恐万分，谨言慎行，几个月过去，我们才算逃过了这场灾难，从此我们更加勤奋的改造思想，勤勉做人，更不想个人的前途和理想了，因为那些都是个人主义的思想，都不是共产主义的“一切献给党”的思想。那时每月要过一次组织生活，我虽然尚未入党，但处处以党员要求自己，要在组织检讨会上“狠斗私字一闪念”，即一闪而过的不符合党要求的“私心杂念”。
周亚君也积极要求过参加党组织，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但终未能如愿，原因是出身不好，社会经历复杂。
标题——推进人民日报发行全国的速度
在工作中，周亚君一直是勤奋肯干，他担任人民日报发行部组长，科级干部。他经常到全国各地检查人民日报的发行情况，建议开展全国航空版，在他任内，人民日报每天送版样到机场，当天随飞机发往全国各省市，使报纸发行速度大大加快，增加了发行量。以后他又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传真技术，进一步加快了报纸在全国的发行速度。这些重大改革中，周亚君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受到领导的好评。
1965年冬天，人民日报提出要调出一批干部工人去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有编辑、行政工作干部，也有技术工人，并且说走就走。当时正是年终，决定过了春节就动身。周亚君也是被调的一员。
他告诉我要调走，对我来说虽然觉得去新疆很远，但还是认为应当服从组织分配，支援边疆也是工作嘛。总认为应该听党的话，不必考虑个人得失，于是也就同意了，跟他一块儿调去。说走就准备走，寒假中准备行装，我们有病的儿子周一已快20岁了，但已无法医治，只好送去北京市福利院寄养。就这样简单的决定，于1966年初春节后，即随人民日报一行几十个人，同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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