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掀起学潮我被默退
重庆大学在抗战时期是最活跃的大学之一，在昆明，有西南联大出现过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人士被暗杀的事件，因而震惊中外；在重庆，则要数重庆大学的马寅初被捕事件了。
国民党政府对于重庆大学的学潮不得不采取压制的手段，重大校内分为两派，暗中各自活动，一派是国民党三青团，各自为政，被政府御用去争取学生；另一派实际并没有统一的什么组织，共产党地下党员人数很少，也不敢公开出面来领导学生，只是暗中结交那些有正义感而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在重要关头为学生们出主意，这些有进步意识的同学成当时最活跃的分子。
重大原来的校长叫叶元龙，被调去他校，上级派来一名党棍曹四阳当校长，此人一来上任就被学生轰跑了，据说还挨了学生的拳头。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此人知道重庆大学学生势力大，到校不久就知难而退了。第三个名叫张洪源，是一个温和派的学者，左右两派都同意接纳了他，一直到解放后仍继续工作。
就在闹学潮的这个暑假，同班同学蔡大凤告诉我，你被“默退”了。蔡大凤是湖北战区来的学生，在重大教务处打工，所以她先看到了默退学生的名单。
当时为了镇压学潮，学校大考后就挂牌开除了一批公开闹事的学生，还有一些没有参与公开闹事却又被认为“危险份子”的学生，则采取默退的办法，发给转学证书，让离开学校，我就是其中的一名。
我并非中坚份子，也不是什么组织的骨干，只不过是被人当枪使，有点爱出风头、跑龙套的小配角而已。我被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就是因为我是少有的女同学，又敢于在公开场合发言，所以同学们才选我当主席。在这次学潮中我并非骨干，但也难逃劫难，于是我也被学校默退了。那时我已读完三年级，只差一年就能拿到文凭了，无奈之下我就回到成都。
转学华西大
成都在抗战时期成为后方的一处根据地，不少大学迁往成都，有五所大学聚集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以及原有的华西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华西医科大学。五所大学都是教会办的私立学校，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我已被国立大学默退，就不能再考国立、公立的大学，只好报考华西大学经济系，因四年级不招插班生，我进了三年级。
华西大学是清末美国一位传教士毕奇博士来华创立的，名私立华西协和大学，有医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等。文学院有经济系、社会系、乡村建设系等。私立学校收费较高，我记得每学期就要交银元一百元，在当时可是不小的一笔费用。
华西大学位于成都新南门外，那时位于城乡交界处，校园宽阔，中心有一个喷水池。边有一座不大的钟楼，上面的大钟远处都可见，是我们常去游玩的好去处。女生宿舍距离此地不远，外院为低年级女生宿舍，后院为高年级三四年级的女生宿舍，后院更为幽静。
与我同时考入华西的另一名女生叫杨锡芹，是四川聚兴诚银行老板的小姐。我和杨西芹两人住一屋，每人一套家具，一床一凳一柜，一个面巾架，一个木桌，门窗为落地式，门外有宽大的走廊。这里听不见喧哗之声，只有一片静谧，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
我到了华西似乎是到了另一个天地，过着另一种生活，又有了另一种追求。
华西重大，鱼雁情书
我在重大与同班同学周亚君相识，那时他是一名带薪学习的插班生，又是新民报驻沙坪坝的记者。矮小的个子，戴副不深的金丝眼镜，其实是装饰。貌不出众，却还是显得机敏，有头脑，会出点子。在各种事件中他总是当幕后人物，在几次活动中，他总是支持我，帮助我，因此我们彼此有了好感。我也常跟他的一群朋友一起玩儿，有赵友农、荫宝章，他们也是有意从中拉线，我们也都成了好朋友。我到了华西坝，周亚君在重大，他就每隔两三天给我写一封情书，而且我们各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彼此知道就是了，这是我们恋爱最热烈的时期，而我对于国家大事和社会活动也不如在沙坪坝时那么热心了。
课余除了写情书外，就是同杨锡芹一道参加礼拜，我们都不是基督教徒，每周末的晚上我们去一个美国人家玩，目的是同他和他的妻子交谈，学习英文口语。礼拜日还听音乐会，圣诞节就和同学们一道通宵跳舞，对西方文化非常崇拜向往，自然我也讲究起穿着打扮了。
在华西坝念书的两年，是我玩的最痛快的两年。我和杨西芹整天形影不离。在抗战时期，我们并没有感受到生活的艰苦，却是过着天堂般潇洒的生活。毕业后，杨锡芹同一个美国留学的国民政府粮食部的司长结婚，解放时跟他去了台湾。
热闹的婚礼
1944年我在华西大学毕业了。前面曾记述过，在毕业典礼上我们女生一律穿白色旗袍，因为当时的女人们都穿旗袍，男生则穿着藏青色的西服。每个学生领到一张华西大学的毕业文凭，同时还发给一张美国某某大学的英文文凭，因为华西是这所大学的分校，其实这文凭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毕业典礼后我们全班同学又跑到春熙路的一家大照相馆，大家都穿上了黑色的学士服，戴上学士方帽子，照了全班毕业照，直到三十多年后还见到这张纪念照，我还加印了一张保留了下来。
华西毕业就如从天堂坠落人间，面临着就业和今后生活道路的问题。我回到了重庆，那时我已24岁，年纪不小了，先考虑到结婚问题。于是我和周亚君在重庆南温泉仰光大旅社举行婚礼。
在结婚前，我的大舅父要对周亚君考察一番。那一天，周亚君由好友赵友农陪伴来到了仰光大旅社，大舅父和我接待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商学院的学生，所以与我大舅父一见面很快就谈得很投机，大舅也对周亚君有了好感，认为他虽是个穷学生穷记者，却很机敏，也就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并且为我筹办在仰光大旅社举行婚礼。因为当时抗战尚未结束，重庆仍是抗战的陪都，很不安全，所以在南温泉仰光大旅社，一切都方便。
马寅初张恨水是我们的证婚人
旅舍有四层楼，是当时南温泉最漂亮的旅馆，专为婚礼停业三天招待客人，并杀了一头猪自办酒宴。
先请来了马寅初先生和夫人，马先生担任婚礼的证婚人，另一位贵宾是张恨水先生，担任周亚君的主婚人，我大舅父是我的主婚人。来宾很多是新闻界朋友，有周亚君在新民报的同仁，有重庆新闻界的记者，都是周亚君的朋友。
这里补叙一下张恨水先生。他是中国文坛上言情小说蝴蝶鸳鸯派的代表人物，才思敏捷，他最有名著作如“啼笑姻缘”“金粉世家”曾经拍成了电影，“五子登科”讽刺官僚抢房子、位子、金子、女子等等。当时张恨水家庭负担很重，全靠在新民报当主笔的薪水来养家还有困难，于是他白天在新民报编稿写稿，下班回到南温泉家中，继续为别家报纸写连载和长篇。他可以同时写两篇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长篇，常常是取稿子的工人等着他写完就拿走，不用修改就交排版印。其长篇小说，浑然一体，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怎么能做到如此神速啊，真是个奇才也。他的言情小说在战时受到读者的好评，至今流行海外华人中。
婚礼非常热闹，我请好友冉正芳当伴娘，周亚君由同学涂光荣做伴郎。我穿上白色婚纱礼服，没有乐队，但燃放了很多花炮，惊动了全街，引来不少观众。晚上新闻界的一群年轻人自动组织起交谊舞会，我和亚君自然成为中心人物了。
我送给证婚人马寅初和主婚人张恨水的酬谢礼物是那么菲薄，至今想起来很可笑，就是每人送给一对白洋布绣花枕头，因为这是当时的一种礼节，表示新娘亲手制作之意。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