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出来以后，听到各方的反映和意见，反对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十一月下旬以来北京市的形势如何估计。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运动内在矛盾必然爆发的反映，不可避免地里面会个别的坏人浑水摸鱼，但它绝不影响群众运动的主流。群众自己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探索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是群众革命主动的表现，同时对前阶段运动一些错误的看法也发表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深入人心的体现。形势好得很。正如林彪同志讲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就是合理的。”应该根据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正确的加以引导，开展群众性大辩论、大总结、大整顿，使群众在大辩论中辨别是非，加强团结，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一步。
但是以三司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某些组织却把这些统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疯狂反扑，看成是右派翻天。因此，他们用大抓人的办法来进行反击，企图把这股风压下去。
我们认为当时的形势好得很，而他们认为，形势糟得很。究竟是谁把形势看得一团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而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实现毛主席的大民主，要不要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上来，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要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二、把运动提高到毛泽东的水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公与私的斗争。随着运动进入到新阶段，在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少数派也会分化。根据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用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
自从一月份（注：应为十月份，疑为刻印笔误）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角，中央文革肯定了原少数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支持了革命的少数派，少数派翻身了，他们的地位变化了，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当少数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或在群众刚一发动起来时采取的一些过火的偏激行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绝不应指责的。在新条件下，把运动逐渐提高到毛泽东策略思想的高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江青同志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要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
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认识自己的错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以他们为核心，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是少数派中的左翼。少数派中还有极少数人，他们本来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个人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在他们被压迫被打击时可以斗争得很勇敢，很坚决，一旦他们翻过身来，取得领导权以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不想继续革命了，因袭守旧，以“左派”自居，无视多数派群众的革命要求，歧视打击原来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下，采取了一些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要解散，去砸××司令部，他们强调揪个别人的责任，而不愿意做一些深入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更没有把斗争上升到破私立公的高度。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个月后，为什么有些人还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还远远没有消除？为什么原来的一些敢说敢干的闯将现在却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失去了当年朝气勃勃的劲头？为什么有些人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干革命，而是靠小道消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的队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私”字。运动发展到现在一个阶段，已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破私立公的新水平，运动就搞不下去。不破私立公，就不能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形成革命化的左派队伍。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不破私立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教导：“不但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而且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在斗争中学好老三篇，促进认得思想革命化。
三、批评中央文革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广大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批评和有效的监督。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自古以来都是“官为民父母”，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道理颠倒过来了，“民为官父母”，“官”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民可以造反。
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谋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例外地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而且由于中央文革实际上在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有些同志与主席思想有一段距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需要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多少框框，党支部可以批评，校党委可以批评，院党委可以批评，省市委可以批评，中央局可以批评，中央领导人也可以批评。今天中央文革不可以批评这个框框我们一定要打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打破这个框框，才能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从七月份以来，中央文革直接领导北京的文化革命，她深入群众支持了革命派，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十月中旬以来，我们逐渐感到中央文革在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没有及时地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也就是破私立公的水平，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及时发现并依靠新的左派，对少数派的错误批评和帮助不够。对多数派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够、积极引导不够，不善于听取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因而他们也就逐渐脱离了群众。
十月中旬以来，中央首长过多地讲话，使北京运动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首长讲话的指导下，少数派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今天开十万人大会斗彭、罗、陆、杨，明天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群众只有通过首长讲话和三司、北航的动向来确定运动的动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群众开始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对中央文革提出了批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央文革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有所改进，例如有些同志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及时地制止了抓人风，在12月2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对“对联”的评价也作出了□□□□□□□（注：以上七字模糊难认）他们对群众的批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口头上也欢迎批评，但却没有一次公开肯定这些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一次公开表示接受群众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把群众中不同意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陈伯达同志曾经引用过一个退休老工人的讲话：“革命的地委还用我们去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央文革。革命的中央文革还用我们去保？中央文革如果能接受群众的意见，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给全国各级领导树立一个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毛主席说“有些同志，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判，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又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小组采取必要的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公开现行反革命材料，以便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大民主的气氛，使群众敢于讲出心里话。
我们接受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对于他们的错误领导我们坚决抵制，坚决提出批评。中央文革就是要广大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四、结语
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听到不少的反对意见，我们欢迎大家针对我们的观点展开答辩，思想上的问题决不是把对方的观点任意上纲、歪曲、扣帽子、以势压人的方法能解决的。至于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卑劣做法更是不值一顾，无损于我们的一根毫毛。我们准备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主席啊，我们日夜想念您！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 1967年1月3日
2009年12月20日星期日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两篇大字报之一：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
一、前言
人类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六月一日算起，到现在已快七个月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大举措，它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七个多月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天变、地变、人的思想变，一个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新纪元开始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哪，走过的七个月，才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顾七个月来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做好把围攻、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坐牢、牺牲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向前。
在七月后的今天，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周围的现状。
二、问题的提出
前几天，在北京刮起一股“抓人风”。北航红旗抓了，三司抓了。一个个小“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
三、主流和逆流
关键在于对形势怎么看，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群众起来批评中央文革，这才露出一点儿苗头，但是十二月中旬，以北航红旗、三司为代表，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满街满巷都贴上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要砸烂它的狗头”之类的标语，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大逮捕，似乎没有这个反击，右派真要翻天了！
这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近两个月的运动。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十月六日首都一个大会，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北京和全国各地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
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适当地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组织。
在批判中缺乏经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如骂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抢材料和广播器材等，砸××司令部、解散×××总部等。这些也就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一些对立。（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对立现象的发生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提出要破私立公的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对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的几个界限。这是把运动提高一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来的指示。但可惜没有很好地执行，少数派中的一些人继续采用原来的一些错误作法。
十一月三日，林彪同志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特别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群众中，在群众互相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又指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局限性里面解放出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党员，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某些人并没有听，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在发生着。
这些问题如果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深入群众，原来是不难发现，不难解决的。中央文革小组运动初期曾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因此他们的指导也越来越不得力了！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一些“左派”，形式地执行阶级路线。这样言路不广，听不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下层同志的意见。
事实上，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队伍都在分化，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却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原来的多数、少数派队伍，过多地依赖少数派，他们想通过少数派来领导北京的运动，用北京的运动来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事实上运动的发展却远远地跑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的前面，北京的运动还没有外地运动扎实，外地已跑在北京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是有意见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号召干部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号召，也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针见血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接受批评，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
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他们眼看着运动的现实，心里翻腾着毛泽东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回忆着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在默默地总结着。
因为工作组撤走以后，北京的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十六条上说得好：“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对运动的意见，便自然地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例如：
讲话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首长过多地发表讲话，过早地定调子、作结论，没有很好地号召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根据运动的现状，独立地分析问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结果助长了群众中某些人的奴隶主义，各种意见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一些工作搞得不深不透。
中央文革小组对老少数派依赖过多而批评帮助不够；因而使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不能及时纠正，造成损失。而对多数派又缺乏足够的革命热情，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缺乏肯定。
中央文革小组在指导长征串连上缺乏全面的考虑。
在指导工人运动上，中央文革小组表现是跟不上形势，放手不够。11月11日陈伯达同志在送上海安亭车站的电报又没有突出政治，给工人运动泼了冷水，引起工人同志的不满。
另外，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了错话，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想偷偷改。等等。群众自然有意见，就要发言，就要写大字报，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群众自己起来，勇敢地探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道路。这是前阶段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群众革命精神的高度发扬。这是主流，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在这革命风雨到来之前，是满腔热情地爱护和提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鼓励群众的批评，还是只看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到里面浑水摸鱼的坏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打击，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表现。
作为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欢迎群众起来总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语录）
在向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同志中，有些原来处于多数派地位的同志，现在有怒气，他们的批评，采取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态度，而是有情绪。但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所处的地位，他们往往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死不回头，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坏分子目无法纪，进行武斗，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它进行反击是必要的。逮捕那些杀人行凶的分子，发动群众起来批判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打退这股反动逆流。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看到的就是那股逆流，就是一些同志在批评时的情绪，却偏偏看不到那些合于运动发展需要的正确意见。而把这一律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看成右派翻天。这样，他们也就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开大会，造声势，抓人，把那股主流也打下去了。之后，抓人显然引出了严重的后果，领导上显然在想纠正。现在又提出打倒刘邓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标语，想把运动扭入正轨。但是伤痕犹在，群众积极性怎么发挥？以前的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连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糊里糊涂呢，怎么谈得上彻底批判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跟着跑，要么就只有“没事可干了”。
四、这是一种什么运动
两个月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已越来越远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想当初，毛主席下令撤消了工作组，中央公布了十六条，群众一经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见面，思想大大解放，运动大开展了。
可是现在，许多人思想上又蒙了一层灰影，摸不清形势，又不敢说话，“不要我也上了反革命的当”。许多人感到压抑：“我也和×××有相同的观点，说出去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也要逮捕了。”
想当初，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在一起，那时，他们的讲话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真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可是现在，他们的话里那么捉摸不定，有时甚至与群众的愿望完全相反，却还是拉着群众运动的鼻子走，越拉越别扭。
如果说十月中下旬，北京的群众运动已开始向运动群众转变，那么现在却有连运动群众也运动不了的苗头了。昨天已开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今天又在搞刘少奇、邓小平，明天又要去揪×××的后台。东轰一炮，西刺一枪，而广大群众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人昨天去跟着呼几句自己也不太理解的口号，今天会也没开完就跑了回来，明天索性不去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已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寥寥无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也吸引不了人，许多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已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而成了事务所、印刷所，连北航红旗也有人提出没事干了。许多同学成天要传单，“研究”中央首长讲话，默默地寻求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运动？它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我国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而中央文革前阶段工作中的许多措施，是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如果不纠正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夭折。
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要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发动群众来一个大总结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么继续过去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努力地向前，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1966年12月
人类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六月一日算起，到现在已快七个月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大举措，它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七个多月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天变、地变、人的思想变，一个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新纪元开始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哪，走过的七个月，才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顾七个月来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做好把围攻、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坐牢、牺牲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向前。
在七月后的今天，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周围的现状。
二、问题的提出
前几天，在北京刮起一股“抓人风”。北航红旗抓了，三司抓了。一个个小“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
三、主流和逆流
关键在于对形势怎么看，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群众起来批评中央文革，这才露出一点儿苗头，但是十二月中旬，以北航红旗、三司为代表，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满街满巷都贴上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要砸烂它的狗头”之类的标语，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大逮捕，似乎没有这个反击，右派真要翻天了！
这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近两个月的运动。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十月六日首都一个大会，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北京和全国各地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
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适当地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组织。
在批判中缺乏经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如骂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抢材料和广播器材等，砸××司令部、解散×××总部等。这些也就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一些对立。（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对立现象的发生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提出要破私立公的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对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的几个界限。这是把运动提高一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来的指示。但可惜没有很好地执行，少数派中的一些人继续采用原来的一些错误作法。
十一月三日，林彪同志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特别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群众中，在群众互相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又指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局限性里面解放出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党员，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某些人并没有听，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在发生着。
这些问题如果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深入群众，原来是不难发现，不难解决的。中央文革小组运动初期曾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因此他们的指导也越来越不得力了！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一些“左派”，形式地执行阶级路线。这样言路不广，听不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下层同志的意见。
事实上，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队伍都在分化，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却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原来的多数、少数派队伍，过多地依赖少数派，他们想通过少数派来领导北京的运动，用北京的运动来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事实上运动的发展却远远地跑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的前面，北京的运动还没有外地运动扎实，外地已跑在北京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是有意见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号召干部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号召，也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针见血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接受批评，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
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他们眼看着运动的现实，心里翻腾着毛泽东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回忆着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在默默地总结着。
因为工作组撤走以后，北京的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十六条上说得好：“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对运动的意见，便自然地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例如：
讲话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首长过多地发表讲话，过早地定调子、作结论，没有很好地号召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根据运动的现状，独立地分析问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结果助长了群众中某些人的奴隶主义，各种意见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一些工作搞得不深不透。
中央文革小组对老少数派依赖过多而批评帮助不够；因而使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不能及时纠正，造成损失。而对多数派又缺乏足够的革命热情，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缺乏肯定。
中央文革小组在指导长征串连上缺乏全面的考虑。
在指导工人运动上，中央文革小组表现是跟不上形势，放手不够。11月11日陈伯达同志在送上海安亭车站的电报又没有突出政治，给工人运动泼了冷水，引起工人同志的不满。
另外，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了错话，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想偷偷改。等等。群众自然有意见，就要发言，就要写大字报，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群众自己起来，勇敢地探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道路。这是前阶段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群众革命精神的高度发扬。这是主流，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在这革命风雨到来之前，是满腔热情地爱护和提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鼓励群众的批评，还是只看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到里面浑水摸鱼的坏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打击，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表现。
作为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欢迎群众起来总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语录）
在向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同志中，有些原来处于多数派地位的同志，现在有怒气，他们的批评，采取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态度，而是有情绪。但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所处的地位，他们往往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死不回头，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坏分子目无法纪，进行武斗，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它进行反击是必要的。逮捕那些杀人行凶的分子，发动群众起来批判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打退这股反动逆流。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看到的就是那股逆流，就是一些同志在批评时的情绪，却偏偏看不到那些合于运动发展需要的正确意见。而把这一律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看成右派翻天。这样，他们也就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开大会，造声势，抓人，把那股主流也打下去了。之后，抓人显然引出了严重的后果，领导上显然在想纠正。现在又提出打倒刘邓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标语，想把运动扭入正轨。但是伤痕犹在，群众积极性怎么发挥？以前的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连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糊里糊涂呢，怎么谈得上彻底批判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跟着跑，要么就只有“没事可干了”。
四、这是一种什么运动
两个月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已越来越远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想当初，毛主席下令撤消了工作组，中央公布了十六条，群众一经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见面，思想大大解放，运动大开展了。
可是现在，许多人思想上又蒙了一层灰影，摸不清形势，又不敢说话，“不要我也上了反革命的当”。许多人感到压抑：“我也和×××有相同的观点，说出去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也要逮捕了。”
想当初，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在一起，那时，他们的讲话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真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可是现在，他们的话里那么捉摸不定，有时甚至与群众的愿望完全相反，却还是拉着群众运动的鼻子走，越拉越别扭。
如果说十月中下旬，北京的群众运动已开始向运动群众转变，那么现在却有连运动群众也运动不了的苗头了。昨天已开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今天又在搞刘少奇、邓小平，明天又要去揪×××的后台。东轰一炮，西刺一枪，而广大群众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人昨天去跟着呼几句自己也不太理解的口号，今天会也没开完就跑了回来，明天索性不去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已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寥寥无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也吸引不了人，许多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已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而成了事务所、印刷所，连北航红旗也有人提出没事干了。许多同学成天要传单，“研究”中央首长讲话，默默地寻求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运动？它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我国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而中央文革前阶段工作中的许多措施，是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如果不纠正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夭折。
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要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发动群众来一个大总结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么继续过去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努力地向前，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1966年12月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
胡庄子
《记忆》第22期（2009年5月14日）刊登了忻鼎亮的《中国科大的“雄师”与“井冈山”》一文，对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而名动京城的中国科技大学群众组织“雄师”进行回忆。之前，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85期（“文革博物馆专辑5”）曾发表“雄师”负责人周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参加“雄师”的经历和后来经受的苦难作过回顾。这两篇文章让我想起保存的一本1967年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便随手找了出来。
这本大字报选，名《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是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编者按”称：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各样的跳梁小丑登台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们的文章中见到的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再三表白自己的“忠诚”，但语句中的措词总是掩盖不了内心中对现实不满的哀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之叫好，科大的“雄师”战斗团就是一例。他们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却是站在第三者甚至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等反动的相对主义。他们欣赏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民主。他们也在□（引者注：此字不清）谈什么“阶级分析”、“破私立公”、“民主”、“团结”等等，但有的尽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深入发展之时，我们万万不可低估这些人，及他们□（引者注：此字不清）进革命队伍中的私货的毒害和影响。这些人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在揪这些人吗？不过，在修正主义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时，这种人又可能有新生分子罢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和这些人、这种思潮斗争。……
显然，这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大字报9篇，另有附录两篇。它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一套“雄师”的原始资料。《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目录如下（括号内是笔者注释）：
1、对若干问题的看法（署名：科大612陆仁安，1966年12月）
2、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1966年12月。经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周平）
3、分歧在哪里？（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1967年1月3日。考证，作者为周平）
4、革命的对联不容污蔑（署名：红卫兵葛胜宝，1966年12月13日）
5、对“尖端观点”的表态（署名：《红灯》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
6、“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是反动标语吗？（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11红小兵，1966年12月7日）
7、中央文革必须触及灵魂、破“私”立“公”，发扬大民主，发动群众来一次运动大总结——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12月14日晚24时）
8、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12月15日）
9、“反了！”（署名：雄师独立团，1966年12月31日）
附录：雄师的主要干将及其“尖端观点”简介（主要介绍了周平、江晓东的简历和观点）
北京工业大学中南海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
看了上述大字报，也产生一些疑问。
一、“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阅读原文（注：周平说，她没有保存“雄师”的大字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中也没有收录“雄师”的大字报。本文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雄师”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更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罢了，而且这些意见是“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文革后，科大党委在给周平等人平反的文件上讲，“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周平当时就说：“‘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把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打成“反革命”，显然是“无限上纲”，把意见“反文革”的“危害”看得过于严重了。文革后，对红卫兵、造反派张贴的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般评价都比较高，认为他们比较早地批判了中央文革，是否定文革的先声，这又把大字报“反文革”的“意义”高估了。
二、“雄师”成立于何时？忻鼎亮文称：“雄师”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周平的文章中没有谈及成立时间，但她说“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可以佐证“雄师”成立于12月底。但《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中收录的大字报，最早的在1966年12月上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周平说：“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忻鼎亮文称，雄师“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周平、冯正永”，没有提到江、黄（江估计就是江晓东）。这些名字中没有“反革命大字报选”中的陆仁安、葛胜宝。陆、葛是不是“雄师”成员？如果他们不属于“雄师”，为什么“反革命大字报选”把他们也列入“雄师”之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雄师”比较接近？
再说几句好像是题外的话——
“雄师”的主要成员之一周平因“雄师”而受害，受批判，坐牢，还被打发到农村劳动。“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酸而亲切。我熟悉西平，西平在河南的中南部。周平说的化肥厂，是西平县化肥厂，在县城郊区（西南方向），当时周围都是庄稼地。能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开后门”进去的，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多次拉着中原农村常见的架子车，走几十里路到那里拉化肥，劳累而兴奋，毕竟是进趟城啊！在小城的郊区，我看到城里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庄稼地边悠闲地游玩而不是干活，我这个农村孩子心里眼里都是羡慕。心想，他们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呢？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周平和她的女儿没有。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她的经历以及内心的苦恼和挣扎，一如她不知道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的农村人的苦难和挣扎一样……
胡庄子
《记忆》第22期（2009年5月14日）刊登了忻鼎亮的《中国科大的“雄师”与“井冈山”》一文，对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而名动京城的中国科技大学群众组织“雄师”进行回忆。之前，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85期（“文革博物馆专辑5”）曾发表“雄师”负责人周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参加“雄师”的经历和后来经受的苦难作过回顾。这两篇文章让我想起保存的一本1967年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便随手找了出来。
这本大字报选，名《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是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编者按”称：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各样的跳梁小丑登台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们的文章中见到的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再三表白自己的“忠诚”，但语句中的措词总是掩盖不了内心中对现实不满的哀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之叫好，科大的“雄师”战斗团就是一例。他们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却是站在第三者甚至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等反动的相对主义。他们欣赏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民主。他们也在□（引者注：此字不清）谈什么“阶级分析”、“破私立公”、“民主”、“团结”等等，但有的尽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深入发展之时，我们万万不可低估这些人，及他们□（引者注：此字不清）进革命队伍中的私货的毒害和影响。这些人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在揪这些人吗？不过，在修正主义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时，这种人又可能有新生分子罢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和这些人、这种思潮斗争。……
显然，这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大字报9篇，另有附录两篇。它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一套“雄师”的原始资料。《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目录如下（括号内是笔者注释）：
1、对若干问题的看法（署名：科大612陆仁安，1966年12月）
2、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1966年12月。经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周平）
3、分歧在哪里？（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1967年1月3日。考证，作者为周平）
4、革命的对联不容污蔑（署名：红卫兵葛胜宝，1966年12月13日）
5、对“尖端观点”的表态（署名：《红灯》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
6、“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是反动标语吗？（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11红小兵，1966年12月7日）
7、中央文革必须触及灵魂、破“私”立“公”，发扬大民主，发动群众来一次运动大总结——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12月14日晚24时）
8、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12月15日）
9、“反了！”（署名：雄师独立团，1966年12月31日）
附录：雄师的主要干将及其“尖端观点”简介（主要介绍了周平、江晓东的简历和观点）
北京工业大学中南海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
看了上述大字报，也产生一些疑问。
一、“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阅读原文（注：周平说，她没有保存“雄师”的大字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中也没有收录“雄师”的大字报。本文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雄师”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更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罢了，而且这些意见是“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文革后，科大党委在给周平等人平反的文件上讲，“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周平当时就说：“‘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把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打成“反革命”，显然是“无限上纲”，把意见“反文革”的“危害”看得过于严重了。文革后，对红卫兵、造反派张贴的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般评价都比较高，认为他们比较早地批判了中央文革，是否定文革的先声，这又把大字报“反文革”的“意义”高估了。
二、“雄师”成立于何时？忻鼎亮文称：“雄师”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周平的文章中没有谈及成立时间，但她说“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可以佐证“雄师”成立于12月底。但《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中收录的大字报，最早的在1966年12月上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周平说：“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忻鼎亮文称，雄师“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周平、冯正永”，没有提到江、黄（江估计就是江晓东）。这些名字中没有“反革命大字报选”中的陆仁安、葛胜宝。陆、葛是不是“雄师”成员？如果他们不属于“雄师”，为什么“反革命大字报选”把他们也列入“雄师”之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雄师”比较接近？
再说几句好像是题外的话——
“雄师”的主要成员之一周平因“雄师”而受害，受批判，坐牢，还被打发到农村劳动。“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酸而亲切。我熟悉西平，西平在河南的中南部。周平说的化肥厂，是西平县化肥厂，在县城郊区（西南方向），当时周围都是庄稼地。能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开后门”进去的，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多次拉着中原农村常见的架子车，走几十里路到那里拉化肥，劳累而兴奋，毕竟是进趟城啊！在小城的郊区，我看到城里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庄稼地边悠闲地游玩而不是干活，我这个农村孩子心里眼里都是羡慕。心想，他们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呢？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周平和她的女儿没有。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她的经历以及内心的苦恼和挣扎，一如她不知道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的农村人的苦难和挣扎一样……
折腾之四：重庆大学: 校園學潮和校園 之戀
当时能上大学的女生很少，而且大都是在家政係, 艺朮係或囯 文係，学工商管理的女生真是凤毛麟角，母亲 聪慧， 美丽，文章好， 字也好， 自然是许多男生心目中的公主。
第二年父亲来到他们班上， 经过城市生活多年的薰陶和 磨练，他已不是那个 乡下娃了，他身着浅色西装，戴一幅金丝眼 镜，风度潇洒，知识丰富，谈吐不凡，书法和文 章更是一等一的， 他成熟而自信，和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小男生 相比， 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母亲被他的气质和文采深深吸引，他们在一起谈论文学，诗词，谈抗战时局，谈中国和他们的未来，在校园里共同渡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把这对恋人分开两地。
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 近年来以他在1955年提出的新 人口论受到人们重新观注 和高度评价，却 鲜有人记得抗战时期，马老曾经被囯民党政府 関进 专为共产党政治犯设立的上饶集中营。 当时任重大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被称爲马大炮， 他丈义直言，为民请民，多次公开讲演揭 露囯民党政府贪污腐化，官兵在前綫 浴血奋战，而四大家族利用抗日战争发囯难财，他的讲演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深得民心。1940 年12 月6日马寅初 被当局逮捕并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这一事件在校园里和社会上激起民愤， 引发了一场 以重大学生为主体的学潮。大学生们罢课，游行, 要求当局释放马院长，惩治贪污官员，开放言论自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这慷慨激昂的毕业歌迴嚮在校园，哪个有血性的青 年能无动于衷， 父亲和母亲都是这场学潮的积极 参与者，作爲新民报驻沙坪垻通讯员，父亲向报社写了许多即时的现场报道，向社会公佈学潮的进展和真相， 争取社会民衆的支持，这些及时，真实而详细的报道使新民报成爲重庆百姓们抢手的报纸，新民报的销售量和广告量都大幅增加，该报的 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了，这是陈铭德当初答应借父亲学费时没有想到的。 充满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母亲则出面组织游行和请愿活动，并作了公开讲演， 成了风云一 时的学潮领袖人物之一。
这场学潮的结果是马寅初院长从上饶集中营释放囘重庆家中软禁，不得再教书和公开讲演，而母亲和几个出头的学生被重大开除了学籍。
母亲回到家中， 她的舅舅不想让她的学业半途而废，设法将她转学到了成都的华西大学（现华西医学院）经济係。华西大学 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建立的五所教会大学之一（清华，协和，湘雅，华西），蓹医李志绥就是该校1945 年毕业生。 学校不大，但学费很贵。舅舅 不怕花钱， 只要她能继续上学。
华西大学 承传美国的教育体制，许多课程用英文直接讲授，传播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特别是经济係， 基本是西方经济学体係。 马克斯的资本论作爲一派学説，是一门必修课。 在这几年里，母亲係统地学习了西方经济 学，英语突飞勐进，西方自由平等博爱 的思想特别是妇女解放， 婚姻自由和男女 平等的观 念 结对她影响深远。
经过这场学潮，他们相互更加深了了解。这几年 父亲在重庆，母亲在成都， 那时重庆 到成都 可没有现在这样两个小时的成 渝铁路，只有一条坑坑洼洼崎岖的公路，遇上雨季或山洪，经常塌方出事故。 但巴山蜀水隔不断两个热恋的年轻人，他们频繁通信，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一封，可惜这些信件未能保存下来。我曾开玩笑说，如能保存到今， 可以出一本“两地书“，母亲 倒一本正经的说， 一直保存的，但1949年离开重庆时留在家里，房子被没收后， 东西都没有了。那时一有假期，父亲就去成都看望母亲。两人分开两地达三年，一直没有把他们拆开，他们的感情更深也更成熟。
第二年父亲来到他们班上， 经过城市生活多年的薰陶和 磨练，他已不是那个 乡下娃了，他身着浅色西装，戴一幅金丝眼 镜，风度潇洒，知识丰富，谈吐不凡，书法和文 章更是一等一的， 他成熟而自信，和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小男生 相比， 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母亲被他的气质和文采深深吸引，他们在一起谈论文学，诗词，谈抗战时局，谈中国和他们的未来，在校园里共同渡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把这对恋人分开两地。
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 近年来以他在1955年提出的新 人口论受到人们重新观注 和高度评价，却 鲜有人记得抗战时期，马老曾经被囯民党政府 関进 专为共产党政治犯设立的上饶集中营。 当时任重大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被称爲马大炮， 他丈义直言，为民请民，多次公开讲演揭 露囯民党政府贪污腐化，官兵在前綫 浴血奋战，而四大家族利用抗日战争发囯难财，他的讲演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深得民心。1940 年12 月6日马寅初 被当局逮捕并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这一事件在校园里和社会上激起民愤， 引发了一场 以重大学生为主体的学潮。大学生们罢课，游行, 要求当局释放马院长，惩治贪污官员，开放言论自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这慷慨激昂的毕业歌迴嚮在校园，哪个有血性的青 年能无动于衷， 父亲和母亲都是这场学潮的积极 参与者，作爲新民报驻沙坪垻通讯员，父亲向报社写了许多即时的现场报道，向社会公佈学潮的进展和真相， 争取社会民衆的支持，这些及时，真实而详细的报道使新民报成爲重庆百姓们抢手的报纸，新民报的销售量和广告量都大幅增加，该报的 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了，这是陈铭德当初答应借父亲学费时没有想到的。 充满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母亲则出面组织游行和请愿活动，并作了公开讲演， 成了风云一 时的学潮领袖人物之一。
这场学潮的结果是马寅初院长从上饶集中营释放囘重庆家中软禁，不得再教书和公开讲演，而母亲和几个出头的学生被重大开除了学籍。
母亲回到家中， 她的舅舅不想让她的学业半途而废，设法将她转学到了成都的华西大学（现华西医学院）经济係。华西大学 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建立的五所教会大学之一（清华，协和，湘雅，华西），蓹医李志绥就是该校1945 年毕业生。 学校不大，但学费很贵。舅舅 不怕花钱， 只要她能继续上学。
华西大学 承传美国的教育体制，许多课程用英文直接讲授，传播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特别是经济係， 基本是西方经济学体係。 马克斯的资本论作爲一派学説，是一门必修课。 在这几年里，母亲係统地学习了西方经济 学，英语突飞勐进，西方自由平等博爱 的思想特别是妇女解放， 婚姻自由和男女 平等的观 念 结对她影响深远。
经过这场学潮，他们相互更加深了了解。这几年 父亲在重庆，母亲在成都， 那时重庆 到成都 可没有现在这样两个小时的成 渝铁路，只有一条坑坑洼洼崎岖的公路，遇上雨季或山洪，经常塌方出事故。 但巴山蜀水隔不断两个热恋的年轻人，他们频繁通信，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一封，可惜这些信件未能保存下来。我曾开玩笑说，如能保存到今， 可以出一本“两地书“，母亲 倒一本正经的说， 一直保存的，但1949年离开重庆时留在家里，房子被没收后， 东西都没有了。那时一有假期，父亲就去成都看望母亲。两人分开两地达三年，一直没有把他们拆开，他们的感情更深也更成熟。
2009年12月10日星期四
折腾之三：宜宾：母亲和她的“家“
3，宜宾：母亲和她的“家“
母亲 1920 年生于 四川宜宾，我的外祖父在她俩三嵗时就去世了，留下两房年轻的寡妇和 一个年幼的女 儿。这两房太太都没有改嫁，两人亲如姐妹，守着这唯一的女儿和不多 田产, 孤儿寡母清 清贫贫的过日子。她们一心一意把这 女儿当儿子养，指望 着她将来 给养 老送终。
后来我外婆的两个弟弟做起了生意，生意红火起来。这两个兄弟为人丈义豪爽， 发了财以后，看到 兄弟姐妹生活 困难，就买了个大 宅子，把自己的亲 戚 都接到一处过。我的两个外婆 带着母亲也住进了这个大院。
我曾问过母亲， 这个宅子有多大，她说， 比大观园 小，但比巴金的“ 家” 大，除了舅舅 两 家，还有三个姨妈家 加上母亲一家，共六家，每家都有一到三个孩子。母亲自己家里虽然人丁单薄，但到了舅舅 家，姑表 姨表兄弟姐妹 一大堆，就像巴金笔下的“ 家” 一样 ，表兄弟姐妹 自幼在一起，好像亲兄弟姐妹，日子红红火火。 这种如亲兄弟姐妹 的亲密関係维係了他们的一生。
两个舅舅 自己没有念过什麽书，但他们 却很有长远眼光，有钱后， 把这一堆孩子都送进了学堂，除了西式学堂，他们家还在暑假请来先生教孩子们写字念古诗词。两个舅舅 可谓用心良苦，条件已在这裡，哪个孩子能成才就靠他 们自己的天分和 努力了。可惜两个舅舅自己的几个孩子娇生惯养，都不肯好好念书，倒是寄居的 几个姨妈家的孩子念书出息了， 解放后都当了囯家干部。这是后话。
在舅舅 家，母亲和外 婆的 生活比以前好多了，舅舅舅妈 对她们都很好。 但在这大院里人多，是非也多。我的两个外婆因是寄居，又是寡妇，基本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中的事除了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每日在房里念经拜佛， 作针綫活，其它一概不过问，以免惹事生非。她们也一再叮孎母亲要忍让，不要事事出头逞强。住在舅舅家的母亲就像住在贾府的林黛玉，始终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她事事留意， 処処小心。她决心要好好争气，要 自立自强，长大后要自己挣钱， 供养母亲， 答谢舅父的养育之恩。母亲 在这几个表兄弟姐妹，最用功，成绩最好， 还能写 一手苍劲大气的柳体，古文底子也很 扎实，每逢过年节，家里的门联都是她写的， 她的门联给舅舅 府上添光增彩， 深得舅舅 器重和喜爱。那时，这个大院的 几个女孩子因爲家里怕到高中少男少女 在一起出事， 都只念到初中。十七八嵗找了个人家出嫁了，而母亲 在家中读了许多现代文学，不想像 她的表姐们一样把自己打发了，她想要上高中， 舅舅 也就同意了，送她进了宜宾的一个私立女子高中。 能进这所高中的女孩子，大都家境富裕，思想新潮，几个闺中密友经常在一起读书，谈理想，谈未来，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她们要作新女性，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39 年母亲高中毕业时攷上了国立重庆大学， 成爲舅舅家里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按照舅舅 的愿望，她上了重庆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係，舅舅 希望为家族的后续发展培养人才，在她以后又有几个表弟上了大学，舅舅 的苦心终于结果，受过教育的新一代 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 也 改变了这 些孩子们的命运。
母亲 1920 年生于 四川宜宾，我的外祖父在她俩三嵗时就去世了，留下两房年轻的寡妇和 一个年幼的女 儿。这两房太太都没有改嫁，两人亲如姐妹，守着这唯一的女儿和不多 田产, 孤儿寡母清 清贫贫的过日子。她们一心一意把这 女儿当儿子养，指望 着她将来 给养 老送终。
后来我外婆的两个弟弟做起了生意，生意红火起来。这两个兄弟为人丈义豪爽， 发了财以后，看到 兄弟姐妹生活 困难，就买了个大 宅子，把自己的亲 戚 都接到一处过。我的两个外婆 带着母亲也住进了这个大院。
我曾问过母亲， 这个宅子有多大，她说， 比大观园 小，但比巴金的“ 家” 大，除了舅舅 两 家，还有三个姨妈家 加上母亲一家，共六家，每家都有一到三个孩子。母亲自己家里虽然人丁单薄，但到了舅舅 家，姑表 姨表兄弟姐妹 一大堆，就像巴金笔下的“ 家” 一样 ，表兄弟姐妹 自幼在一起，好像亲兄弟姐妹，日子红红火火。 这种如亲兄弟姐妹 的亲密関係维係了他们的一生。
两个舅舅 自己没有念过什麽书，但他们 却很有长远眼光，有钱后， 把这一堆孩子都送进了学堂，除了西式学堂，他们家还在暑假请来先生教孩子们写字念古诗词。两个舅舅 可谓用心良苦，条件已在这裡，哪个孩子能成才就靠他 们自己的天分和 努力了。可惜两个舅舅自己的几个孩子娇生惯养，都不肯好好念书，倒是寄居的 几个姨妈家的孩子念书出息了， 解放后都当了囯家干部。这是后话。
在舅舅 家，母亲和外 婆的 生活比以前好多了，舅舅舅妈 对她们都很好。 但在这大院里人多，是非也多。我的两个外婆因是寄居，又是寡妇，基本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中的事除了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每日在房里念经拜佛， 作针綫活，其它一概不过问，以免惹事生非。她们也一再叮孎母亲要忍让，不要事事出头逞强。住在舅舅家的母亲就像住在贾府的林黛玉，始终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她事事留意， 処処小心。她决心要好好争气，要 自立自强，长大后要自己挣钱， 供养母亲， 答谢舅父的养育之恩。母亲 在这几个表兄弟姐妹，最用功，成绩最好， 还能写 一手苍劲大气的柳体，古文底子也很 扎实，每逢过年节，家里的门联都是她写的， 她的门联给舅舅 府上添光增彩， 深得舅舅 器重和喜爱。那时，这个大院的 几个女孩子因爲家里怕到高中少男少女 在一起出事， 都只念到初中。十七八嵗找了个人家出嫁了，而母亲 在家中读了许多现代文学，不想像 她的表姐们一样把自己打发了，她想要上高中， 舅舅 也就同意了，送她进了宜宾的一个私立女子高中。 能进这所高中的女孩子，大都家境富裕，思想新潮，几个闺中密友经常在一起读书，谈理想，谈未来，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她们要作新女性，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39 年母亲高中毕业时攷上了国立重庆大学， 成爲舅舅家里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按照舅舅 的愿望，她上了重庆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係，舅舅 希望为家族的后续发展培养人才，在她以后又有几个表弟上了大学，舅舅 的苦心终于结果，受过教育的新一代 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 也 改变了这 些孩子们的命运。
折腾之二： 重庆：新民报的小文书
2．重庆：新民报的小文书
老天不负有心人，他又一次推开了幸运的大门，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二个贵人，新民报 的老闆和创始人陈铭德先生。
新民报的创始人陈铭德， 邓季星 夫妇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拓者和先驱之一，两位受过西方教育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崇尚西方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理念， 要把他们的报纸办成中国的报业托拉斯。他们礼遇贤士，广揽人才，新民报从1930 年一个重庆的地方小报到1949年成爲已在重庆，南京，北京，上海， 香港 等地有着五个分支，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非党派的三大民营报纸之一（大公报，文汇报，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不算在内）。
父亲很爱看新民报，有一次他看到新民报 招 收文书的 广告， 就去应试，这一次又是得益于他那手漂亮的赵楷 和他在民生公司的工作经 騐， 陈铭德 看这个年轻人字写得好， 人又机霊 可靠，就让他当了文书。
这文书 的职责就是帮老板管理文件，起草书信。父亲 把老板 的文件整理得有条有理，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起草书信， 往往是陈先生口述，父亲代笔，父亲的字好，文章也好，这一代笔，这封信就是 锦上添花了，深得陈先生的赏识。
报社是个小社会，这文书 的 位置虽不高，但他有机会接触很多最前沿，最新鲜的事情。在这裡，他开阔了眼界， 认识了不少作家， 文化界人士， 政 界人士和学者名流。 他 深感自己知识不足，也不甘心 一辈子做一个小文书，他的梦想 是要当大记者，他要把他的文字也变 成白纸铅字，让世人阅读。但是他和他的梦想之间还有一道鸿沟：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而当记者 都要大学学历。
他开始打听上大学的事情，三十年代的中国的大学 很希罕，学费也很贵，除了学业好，还要有钱，这都是迖官贵人的公子小姐们的事情，而这个没有钱也没有任何背景的小文书也想上大学，他该怎麽办呢？
1940 年重庆是 抗战时期的陪都 和大后方，重庆 大学作爲 国立大学，有着完 整的校舍和高质量的师资，抗战期间重庆 大学 延揽了许多从东北，北平，南京 上海等沦陷区 撤退到后方的学者名流，例如，北大教授马寅初被聘为重庆 大学 商学院院长。国立大学学费相对私立大学又便宜不少。重庆 大学 在当时成爲许多年轻学子的梦想。 父亲想，要上就上名牌，重庆 大学 成了他的理想目标，他把自己的 学历和经历写了一封长信递上去，校方看他这封信的文字和 文章水平，认为他虽然数理基础稍逊， 但人文水平 远高于 一般高中生，同意接受他为插班 生。
他把自己想要上学的事 和陈説 了，陈 看这个年轻人挺要上进，又忠心耿耿，就有意 培养他，要做大事当然要有一帮有材能又信得过的帮手。陈 答应 借 给他学费，并给他一个新民报驻沙坪垻通讯员的 头衘，让他经常给报设提供一 些大学校园的通讯，算作半工半读，条件是毕业后囘新民报工作。就这样1940 年他成了重庆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係二年级的插班生。在这裡，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
老天不负有心人，他又一次推开了幸运的大门，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二个贵人，新民报 的老闆和创始人陈铭德先生。
新民报的创始人陈铭德， 邓季星 夫妇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拓者和先驱之一，两位受过西方教育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崇尚西方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理念， 要把他们的报纸办成中国的报业托拉斯。他们礼遇贤士，广揽人才，新民报从1930 年一个重庆的地方小报到1949年成爲已在重庆，南京，北京，上海， 香港 等地有着五个分支，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非党派的三大民营报纸之一（大公报，文汇报，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不算在内）。
父亲很爱看新民报，有一次他看到新民报 招 收文书的 广告， 就去应试，这一次又是得益于他那手漂亮的赵楷 和他在民生公司的工作经 騐， 陈铭德 看这个年轻人字写得好， 人又机霊 可靠，就让他当了文书。
这文书 的职责就是帮老板管理文件，起草书信。父亲 把老板 的文件整理得有条有理，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起草书信， 往往是陈先生口述，父亲代笔，父亲的字好，文章也好，这一代笔，这封信就是 锦上添花了，深得陈先生的赏识。
报社是个小社会，这文书 的 位置虽不高，但他有机会接触很多最前沿，最新鲜的事情。在这裡，他开阔了眼界， 认识了不少作家， 文化界人士， 政 界人士和学者名流。 他 深感自己知识不足，也不甘心 一辈子做一个小文书，他的梦想 是要当大记者，他要把他的文字也变 成白纸铅字，让世人阅读。但是他和他的梦想之间还有一道鸿沟：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而当记者 都要大学学历。
他开始打听上大学的事情，三十年代的中国的大学 很希罕，学费也很贵，除了学业好，还要有钱，这都是迖官贵人的公子小姐们的事情，而这个没有钱也没有任何背景的小文书也想上大学，他该怎麽办呢？
1940 年重庆是 抗战时期的陪都 和大后方，重庆 大学作爲 国立大学，有着完 整的校舍和高质量的师资，抗战期间重庆 大学 延揽了许多从东北，北平，南京 上海等沦陷区 撤退到后方的学者名流，例如，北大教授马寅初被聘为重庆 大学 商学院院长。国立大学学费相对私立大学又便宜不少。重庆 大学 在当时成爲许多年轻学子的梦想。 父亲想，要上就上名牌，重庆 大学 成了他的理想目标，他把自己的 学历和经历写了一封长信递上去，校方看他这封信的文字和 文章水平，认为他虽然数理基础稍逊， 但人文水平 远高于 一般高中生，同意接受他为插班 生。
他把自己想要上学的事 和陈説 了，陈 看这个年轻人挺要上进，又忠心耿耿，就有意 培养他，要做大事当然要有一帮有材能又信得过的帮手。陈 答应 借 给他学费，并给他一个新民报驻沙坪垻通讯员的 头衘，让他经常给报设提供一 些大学校园的通讯，算作半工半读，条件是毕业后囘新民报工作。就这样1940 年他成了重庆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係二年级的插班生。在这裡，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
折腾之一： 从铜梁县 到民生公司
折腾 - 前言
2010 年是我们的父亲去世20周年，母亲去世1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我们的先人。回顾他们的一生， 从1920到2000，中国社会从军阀溷战，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反右，文革，粉碎四人帮，八九民运，改革开放，整个国家都一直在折腾，作为平民百姓， 他们在这个大环境下，想不折腾也不行。我在这里讲一个我们这个家这几十年折腾的故事。
1． 从铜梁县 到民生公司
我的父亲1916 年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祖父靠着省吃俭用和辛勤劳动置下一些田产。有了经济基础， 祖父寄希望下一代能出读书人。父亲是长子，人又聪明，就进了学堂，虽然是西式学堂教语文，数学，自然，地理什么的，但祖父认为读书人还是以文章和写字最要紧。对他的书法要求很严。初中毕业后，父亲不甘于在乡下当农民，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17 嵗就 离开 家乡，只身来到重庆闯荡。
到重庆后不久，他看到民生公司招收练习生的广告，就去报名应试并被录取。怀着对人生美好的憧憬 和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一个乡下的孩子 来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司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里有那末多新奇从来没见过的东西，电话，电影，留声机。。。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当他第一次到民生公司办公楼去上厕所看到雪白的抽水马桶赶忙退了出来，心想这抽水马桶比乡下人的碗还干净，怎好在里面解手。
民生公司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驱，实业家卢作孚创办，早期以长江航运为主，该公司不同于传统老企业，采用了一些西方的企业管理方法，关于卢作孚先生的为人和成就，已由许多文章和专着， 此文不多述，从一个雇员的角度来看，卢作孚先生是一个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好老板，民生公司的工资待遇比外面高，公司还给这些年轻人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能到民生公司工作真是很幸运。
练习生培训结束后，公司根据每人的能力和特长分配工作，父亲没有分到船上或码头，而是分到了档桉 科管理人事档桉，父亲回忆说，他没有任何背景或后台，之所以能得这一“美差“, 得益于他那一手漂亮的赵楷。父亲深知这一位置来之不易，非常珍惜这一机会，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这人事档桉管理得有条有理。几年下来，工作顺利，工资也长上去了，还能经常给家里寄点钱。按说像他这样背景和年龄的孩子，能溷到这样，应该是相当不错了。
但这个乡下的孩子并没有满足，民生公司这个世界还不够大，自从到了城里后，他非常喜欢看报纸，报纸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看到 了更广阔的世界，他已不满足 当个小职员，他想，如果一直在这裡一直干下去，每天 重复同样的事情，生活太单调了。他非常羡慕那些记者，他们每天能看到听到那麽多的新鲜事， 但是，他怎样才能当上记者呢？他一直在学习和寻找新的机会。
2010 年是我们的父亲去世20周年，母亲去世1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我们的先人。回顾他们的一生， 从1920到2000，中国社会从军阀溷战，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反右，文革，粉碎四人帮，八九民运，改革开放，整个国家都一直在折腾，作为平民百姓， 他们在这个大环境下，想不折腾也不行。我在这里讲一个我们这个家这几十年折腾的故事。
1． 从铜梁县 到民生公司
我的父亲1916 年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祖父靠着省吃俭用和辛勤劳动置下一些田产。有了经济基础， 祖父寄希望下一代能出读书人。父亲是长子，人又聪明，就进了学堂，虽然是西式学堂教语文，数学，自然，地理什么的，但祖父认为读书人还是以文章和写字最要紧。对他的书法要求很严。初中毕业后，父亲不甘于在乡下当农民，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17 嵗就 离开 家乡，只身来到重庆闯荡。
到重庆后不久，他看到民生公司招收练习生的广告，就去报名应试并被录取。怀着对人生美好的憧憬 和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一个乡下的孩子 来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司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里有那末多新奇从来没见过的东西，电话，电影，留声机。。。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当他第一次到民生公司办公楼去上厕所看到雪白的抽水马桶赶忙退了出来，心想这抽水马桶比乡下人的碗还干净，怎好在里面解手。
民生公司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驱，实业家卢作孚创办，早期以长江航运为主，该公司不同于传统老企业，采用了一些西方的企业管理方法，关于卢作孚先生的为人和成就，已由许多文章和专着， 此文不多述，从一个雇员的角度来看，卢作孚先生是一个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好老板，民生公司的工资待遇比外面高，公司还给这些年轻人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能到民生公司工作真是很幸运。
练习生培训结束后，公司根据每人的能力和特长分配工作，父亲没有分到船上或码头，而是分到了档桉 科管理人事档桉，父亲回忆说，他没有任何背景或后台，之所以能得这一“美差“, 得益于他那一手漂亮的赵楷。父亲深知这一位置来之不易，非常珍惜这一机会，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这人事档桉管理得有条有理。几年下来，工作顺利，工资也长上去了，还能经常给家里寄点钱。按说像他这样背景和年龄的孩子，能溷到这样，应该是相当不错了。
但这个乡下的孩子并没有满足，民生公司这个世界还不够大，自从到了城里后，他非常喜欢看报纸，报纸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看到 了更广阔的世界，他已不满足 当个小职员，他想，如果一直在这裡一直干下去，每天 重复同样的事情，生活太单调了。他非常羡慕那些记者，他们每天能看到听到那麽多的新鲜事， 但是，他怎样才能当上记者呢？他一直在学习和寻找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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