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动荡的一年。解放军的神速进展超过了许多人们的预料， 蜀道天堑挡住了日本人却没有挡住解放军进川。1949 年初解放军向重庆快速挺进的消息每天传来。国民党也加紧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屠杀和迫害。 那时是抓起来不加审判就成批的屠杀， 没有道理好讲。
年初， 在省政府任职的母亲的幺舅传话给母亲说父亲·的名字在黑名单里， 大舅听到后马上买船票， 给了父亲一笔路费， 父亲悄悄坐船从重庆到武汉又去了香港， 在香港是住在新民报香港分部安排的青年旅行社。 父亲到香港后叫母亲立即去香港会合。
当时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城市老百姓民不聊生。母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东西， 换成了金条。 此时由于战乱，重庆到武汉的水路已经中断，当时没有民航，也没有铁路， 要想出川只有飞出去， 要飞出去只有靠国民党空军。由于战局的变化，国民党空军的官兵也都在为自己留退路， “带黄鱼”已成公开的秘密，标价是一根金条一个人。母亲的表弟有几个是共产党，因是单身小伙子，早早离开了。母亲一个女人 带两个孩子， 小弟还要抱在手里， 无奈之下， 将小弟托给了保姆和家人， 没想到这竟成了终身的憾事。
母亲花了两根金条， 托人买了黄鱼票， 随身只带了个小箱子， 把余下的金条藏在身上，带着我上了飞机。 我对这次飞行还依稀有些印象。母亲嘱咐我上飞机后不要说话吵闹，一开始我很害怕， 紧紧楼住妈妈，飞行员对我们还客气。飞机飞得不是太高，开了一会，看看窗户外面好多房子都变得很小。我渐渐不害怕了。 她带了一小篓水果，给我吃还给飞行员吃，吃完水果后我们就把垃圾从窗户扔出去，我当时很担心问妈妈， 垃圾扔下去砸到人家头上怎么办，妈妈说不会的， 不要担心。
父亲母亲和我在香港会合了。 因为三口人住在青年旅行社不方便， 母亲就通过华西校友找到香港的基督教女青年会， 带我住到女青年会，父亲仍住在青年旅行社， 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下一步怎么办？ 当时他们是有几个选择的， 母亲的华西校友有在美国留学的， 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联系去美国， 他们可以留在香港， 新民报在香港有分社， 他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但是象当年许多热血青年一样 ， 他们毫不犹豫， 义无反顾地要投奔解放区， 他们相信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定比国民党好， 一定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因为国内仍在战乱，那时逃难到香港的人很多， 人们从这里中转到美国，欧洲， 南洋， 台湾， 上海， 天津，大连。。。。父母下面的事情就是要买到往北去的船票。逃往香港的人越来越多， 吃住也越来越困难， 而到各处去的船票也越来越紧张。父亲每天都在外面跑，打听消息买船票。 大约过了几个星期， 我们终于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那时除了极少数有房间的票， 其余都是大通仓， 什么都没有。自己带垫的和盖的， 还要带吃的，这就是难民仓。就这样的船票还要费大劲才搞到。我们三人在靠墙根占了一个位置， 带了一箱饼干和一个水壶，就这样在海上不知漂了多久， 本来说是要到上海， 可到上海后， 上海还在打仗， 船又继续往北开， 这时船上的淡水和食品更加紧张。每天母亲带着我占着我们的一块宝地， 父亲出去抢购些食品和水， 就这样坚持了一段， 我们的船终于在大连靠岸了。当时真象从监狱里出来一样。
父亲和母亲的目标是北平，新民报在北平也有分社。 我们坐火车从大连先到沈阳， 在那里参观了沈阳的故宫， 再从沈阳到北平， 一路开过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在田野上，在山谷里，我看到 了一些死人， 不知是淹死，饿死还是战争打死。 我很害怕， 妈妈叫我闭上眼睛不要看。
1949 年中， 我们终于到了北平， 一开始是住在陈铭德，邓季星的家中， 我印象中是无量大人胡同中的一个四合院， 中西合璧式的装修非常典雅， 院子很大， 有很多花， 院中有一棵紫藤萝，长得很茂盛。陈铭德当时希望父亲到北平的新民报工作。 北平即将改名北京， 新中国的首都就要设在北京， 北京的新民报将来地位何等重要啊。
父亲的智慧在于他的审时度事， 在于他的远见卓识， 他预见到共产党掌天下后， 私人报纸会衰落，即然是来参加革命，要搞新闻就要到共产党的报纸去干。他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他放弃了陈铭德 给他的北京的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位置。 1949 年 八月由新华日报的胡绩伟介绍到位于香山的 华北新闻学校去上学。当时由于解放军的神速进展，许多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接手工作， 接手政权， 就办了一些学校班即干部速成学校，招收一些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给他们讲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共产党的基本道理， 国际国内形势和现行政策， 就把他们分配到各处去工作。
1949 年 九月 母亲则由梁柯平介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宣传科工作。就这样，他们参加了革命工作，非常幸运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都在是1949 年 10 月 一日以前，算是革命老干部，后来退休时都算是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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