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3日星期二

李淑世自述八: 解放初期


解放初期

我在大跃进的表现还受到妇联领导的表扬,并且我曾两次当选为北京市妇女代表大会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市妇联应出两名代表,一名是妇联领导,另一名就是我了。
我为参加革命而来,有着一种向往民主向往自由的理想,在妇联的工作一直是积极而热情的,也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当然工作上的缺点也不少,比如有点图快,就不够细致。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曾多次提出申请,并积极参加党课学习,我自信是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但工作17年了,也未能入党,这是为什么呢?19493月我就在重庆正式参加了民盟组织,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入党呢?
市妇联工作人员不足一百人,其中只有三名民盟成员,其他大部分是从解放老区随军进城来的,非党员很少。我们三个盟员中,一人叫钱玲娟,表现非常积极,后来入了党又升为联络部部长。另一个叫袁熙之,是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老党员,大革命后她的共产党员父母都被国民党杀害,她逃脱了,但也从此脱离了组织。以后在北京加入了民盟,现在她要求恢复党籍,却受到党的考验,在反右斗争中,她因言语不慎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降了两级,受到几十年的冷遇和处分,退休后在所居住的街道上,还要每天去扫大街。
而我为什么没有入党呢,我分析主要是在极左思潮的指导下,唯成分论的极左思想,使我和周亚君都未能入党。像我们这样出身不好、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能入党的可多着呢。以后我们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再去要求入党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信是对党忠诚的,工作也是很积极的,我们干工作是问心无愧的,至于入党的问题,我们也是问心无愧的。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提起了。
与我的情况非常相似的还有冯世亮,她也是出身官僚家庭,大学毕业她工作后,非常积极的改造思想,要求入党也非常迫切,可是总不能入党。直到改革开放后清理了极左思潮影响,直至80年代才批准入党,这时她已退休了。
我对这种事没有怨言。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追求党员这个称号,入党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我没有入党照样可以干好工作,而不是为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这样一想,我也就处之泰然了。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有的人的确为追求个人名誉、地位而有意表现的虔诚,那就不能算是思想改造好了。当然我的思想也是没有改造好,可是至今还有的党员,愚弄别人,甚至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入党这个问题太大了,时代还在不断的前进,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已垂垂老矣,不再去追究这个问题了,还是让大思想家、让历史来重新论断吧,我作为一个小人物,自问对天、对地、对国家、对家庭无愧于心,足矣。
建国以后不断出现各种政治运动,肃反、三反、五反等等,都是非常大的运动,最初,对我都没有太大触动,而1958年的反右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是一次最大的冲击,对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开始时党发出了号召,欢迎大家给党提意见。许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政治斗争经验,认认真真的给党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当然也有人借此机会发泄平日的不满情绪,于是大放厥词。还有的人包括许多党员,对不满的事儿就提出来等等,如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有一员有名的女将浦熙修,他们都是民盟的成员,又都是社会上有声望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在解放前的革命斗争中是左派,但是他们太狂妄了,也许是不知道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在运动开始时就大放厥词,以至于成了运动的箭靶子。一时全国大批判如疾风骤雨般的袭来,而使人无法申辩。
这个运动很快在全国展开,直到基层,重点是学校,包括大中小学教师,(也有少数的大学生),各科研单位、机关、工厂,每个单位还定了指标。许多人就在这场运动中失掉了一切,似一把无情的利刃,扼杀了几十万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甚至株连到他们的子女,以及至亲好友。凡入党、升迁、提干,甚至于上大学等,都受到了限制,真象悬在人们心上的利刃,随时都在心头晃着,真可怕呀。
我当时也是害怕之极,因为中央民盟的头头们都成了右派,我们在重庆新民报的同仁也都几乎全是右派,还有我认识的许多人都成了右派。这种政治上的压力使人饮食难安,夜不能寐。我心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错了话,就要来算清帐了。如果自己划了右派,一家人都会遭殃,而且子子孙孙都是“黑五类”(这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分类),政治上永远也翻不了身呐!
这种恐惧心情是我有生以来所没有的,所以在政治运动中我格外小心,不敢得罪人,也怕受人陷害。这样的政治运动叫人家讲真话做得到吗?万幸的是,我和周亚君两人都躲过了这次劫难,没有划成右派分子。但是我们这一类人在社会上也成了臭知识分子了,以后一直受到冷遇和不公正的待遇。
关于右派份子的遭遇太悲惨了,许多夫妻为了不影响子女的前途而忍痛离了婚,许多夫妻反目,父子反目,以致家败人亡,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悲惨的一次浩劫。以后还有文化大革命就更惨了,对中国文化的摧残破坏是巨大的,我们小民但愿,这种摧毁人的生命灵魂和殃及子孙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大跃进过去了,我们恢复了正常的宣传工作。领导上又交给我任务,要编写一本妇女婚姻与家庭问题的小册子。我已着手搜集资料,后来因我调去新疆而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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